背景：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

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35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

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

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

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

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

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

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①c〕。

====================================================================== 章徐文的第二节，提到吕振羽1940年发表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如下分析：“洋务运动在本质上并非革命运动，而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而在…中学为体‟，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则是保守的、反动的。

但由此而开展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它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

”吕先生在40年代初对洋务运动的这一评价，是中肯、全面而正确的，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的，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来说，也是富有指导意义的。

==================================================================从晚清统治集团内部、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旧中国史学界、50年代全面否定论占统治地位，到新时期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对洋务运动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为全国四化建设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而且为洋务运动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局面和新成果。

先说新论争。

这次新论争，是60年代论争在新时期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事有凑巧，这次新论争的导火线，又是黄逸峰和我合写的《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点燃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向黄逸峰和我约写重评洋务运动的文章。

交稿后，他们不太满意我们的两点论，建议将反动消极的一面删掉或压缩，以便突出进步积极的一面。

我们不同意改动，他们便组织徐泰来写《也评洋务运动》，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发表，同我们商榷。

紧接着我们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发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答徐泰来同志》。

于是便展开了这场新论争。

新论争的阵容是：徐泰来和他的老师李时岳、以及胡滨等为一方，认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进步运动，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并列，批评了我们提出的洋务运动反动消极的一面——五个罪恶产物和三大恶果等等。

黄逸峰和我等为另一方，主张洋务运动同时存在进步与反动的两面，而反动的一面则是主要的，不同意称作进步运动。

就这样，我在新论争中的位置，从60年代反对全面否定论的“激进派”，一变而成为反对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这是多少带上一点戏剧性的变化。

在这场新论争中，比起60年代，学风上有很大进步，真正出现了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可喜局面。

这是一种有益于学术发展的良好学风。

次说新局面。

这主要指的是连续召开七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的盛况。

首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是1980年1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和该校学报编辑部发起，在长春举行，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到会学者近50人，主持人李时岳，会后出版了《洋务运动讨论专集》，收录论文24篇。

第二届会议是1982年冬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主持人夏东元，到会学者100余人，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主题仍是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讨论气氛之热烈，超过首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于1985年8月在兰州举行，主持人杜经国，会议主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到会学者近90人，提交论文60余篇。

第四届会议是1987年12月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由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的李时岳和调到汕头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杜经国共同主持，到会学者近8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会议主题是评论洋务派人物。

第五届会议于1989年10月在山东东营市举行，由山东大学孔令仁主持，到会学者130余人，提交论文90余篇，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是五届会议中比较盛大的一次会议。

第六届会议于1992年5月在宜昌水利学院举行，由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早期城市发展，到会学者10余人，提交论文80余篇。

===================================================================== 影响首先，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

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破产。

这其中的原因固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是不触动封建制度，布新而不除旧，这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

有其积极作用，它表现在：第一，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第二，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

第三，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针对洋务运动利是:1.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大批的近代军事工业。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

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第一步。

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奠定基础。

2.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发生建立了基础。

3.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奠定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

4.培养人才。

创办新式学堂，选送留学生出过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

如严复等。

5.编制新式军队，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加强中国的抵抗能力。

====================================================================== 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明确肯定了洋务运动从来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目的，对内时借用外洋盔甲以保护封建躯体，镇压革命；对外是“夺其所恃”以“绝其觊觎”，防止新的冲突，避免殖民地化。

在经济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他在与胡滨合写的《洋务运动的性质》一文中，对洋务运动究竟是爱国运动还是卖国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认为洋务运动利用西方新式武器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当然是反动的，但他们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防止外人觊觎的思想，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筹议海防和兴建海军的目的，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的。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较鲜明的具有“收回利权”、“堵塞漏洞”的意义。

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的积极作用，延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所以认为办洋务就是卖国主义，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但过高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御侵略、收回利权方面的作用和意义，肯定办洋务具有爱国主义性质，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光明日报》1980年9月2日）。

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标示之我见》一文中，李时岳又指出，洋务运动顺应世界潮流，为缩小中外差距做了最彻底的努力，实现了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自觉地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85年，李时岳又发表了《洋务运动论纲》一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他认为，把洋务运动的性质定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更为确切一些”。

在谈及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他指出，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和文教事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和军事工业比较，这些企事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完全，它们的艰难成长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积累着最初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进而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局面，使之向资本主义的斜坡滚动。

他还强调说，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没有丧失一个矿山，一寸铁路的利权，并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厂制造的要求。

虽然洋务运动没有阻止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趋势，但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还是有洋务运动的一份作用的。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年第2期）。

陈旭麓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一个否定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

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