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与他的海员们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于1493年第一次归航时，既带回鹦鹉、南美貘等奇禽怪兽和日轮花椰子、玉米等异草珍果，甚至闪闪发光的黄金，同时也把一种可怕的疾病———梅毒带到了欧洲。

医学研究证明，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主要传染途径是混乱的性交。

后来还发现，此病还会遗传，使下一代患上先天性梅毒。

从那时起，梅毒传遍全世界，中国也难逃深受其害。

有人引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的描述：……至于淫色……则耗尽元气，丧元精而怡然安之，甚则染恶疮、耽弱病而甘心不悔也，谓之何哉！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

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

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

相信其中的“染恶疮、耽弱病”、“骨髓焦枯气力微”和“染成色病药难医”，即是在描写梅毒。

联系前此明朝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中说的“杨梅疮”，说它“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南，传及四方”，也许可能成立。

不过毕竟写得过于简单，描述也不明确，而其他的几部文学巨著，作于梅毒传入欧洲之前的《水浒传》自然不必说了，《西游记》甚至《红楼梦》中似乎也都没有写到此病。

看来，这所谓的“恶疮”是不是梅毒，仍不能匆匆予以肯定。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不乏对疾病的描写，但似乎没有明白写到梅毒的。

在唐诗、宋词、元曲中常可读到描写肺结核和忧郁症的字句，尽管都只是笼统说“病”，而没有具体写明是这两种病。

明清小说里大多也是泛指的“病”，虽然读者也能举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的病是精神分裂，《红楼梦》里林黛玉的病是肺结核；《水浒传》开头写的“京师瘟疫”，根据史料记载，1058年，一场洪水几乎淹没了赵宋王朝的京都东京，因而推测这瘟疫大概是鼠疫：因为洪水泛滥、粮食颗拉无收，野外带菌的老鼠就会逃到城内觅食，传播鼠疫。

晚清小说大多也笼统写病，作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弊害的象征或隐喻，自然无需写明是何种疾病。

中国传统上历来就有种种“不入诗”的禁忌。

梅毒极少被写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原因可能是：文学排斥空洞概念的叙述，强调细致具象的描绘，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梅毒是人类所有病患中最丑陋的意象，患者全身处处是肿块和瘢痕，并流着脓液；晚期梅毒病人最后瘫掉鼻子，丑陋无比，甚至连体形都变得不像常人，中国作家笔下的梅毒⊙余凤高不由不令人感到厌恶。

让人在生理上产生厌恶的事物，难以产生文学艺术所需求的化丑为美的审美效应，因而就不宜入诗、不宜写入文学作品。

周作人就不止一次以梅毒来比喻他所不齿的“黑幕小说”，说“黑幕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似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兴起科学救国的热潮之后，才见作家直面梅毒，从而进一步去认识其危害性，并付诸于笔墨。

鲁迅一直关心国人的体质，有关梅毒的危害性，系统学过医学的鲁迅自然完全了解。

鲁迅1920年在翻译俄国作家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幸福》时写的“译者附记”中，介绍说这部作品是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男人”，称它“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指出《幸福》的女主人公“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娱乐，及至烂了鼻子”，便是说她因皮肉生涯而染上了梅毒，疾病发展到第三期，鼻软骨和骨质受到破坏，形成塌鼻和鼻中隔穿孔。

两年前，鲁迅在剖析中国人“自大”的老病时，将此种守旧而不求革新也比喻为患了梅毒、“掉了鼻子”，希望像606医治梅毒这一肉体上的病那样，有“科学”这一707的药来医治这思想上的病。

多年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的信中，鲁迅还念念不忘指出梅毒的可怕，说是19世纪末的文艺家“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这里说的“病毒”即是梅毒，而不是指今日所说的引发某种疾病的某种“病毒”（virus）。

“赞颂病毒之死”是指欧洲有些艺术家以纳妓和包养情妇为荣，染上梅毒后还调侃式地赞颂称，梅毒是维纳斯的礼物。

于是，鲁迅回答李秉中说，“赞颂固不妨，身历确实大苦。

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虽然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而不结婚，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说的是不结婚，可能会逛妓院，被染上梅毒，乃“终身相随”之“大苦”。

这虽然是1928年的事，但相信鲁迅本就有此认识。

1919年，鲁迅在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亲权重，父权更重”、“神圣不可侵犯”的现象时，读到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81年创作的社会剧《群鬼》。

易卜生在这部剧作里首次尖锐地揭示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阿尔文太太是一个追求自由解放的女性，但由母亲的安排，只好嫁给侍从官阿尔文上校。

婚后一年，她发现丈夫行为放荡；因听从曼德牧师的劝导，死守着自己所不爱的丈夫，过着逆来顺受的日子。

丈夫死后，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的身上。

不想欧士华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恶习，还遗传了他的病毒（应该说是螺旋体），得了先天性梅毒，无法医治。

阿尔文太太心灵受到深重的打击，成为一个旧礼教和淫乱社会的牺牲品。

《群鬼》问世后，在国外深受欢迎，西欧各国的一些新剧院都把它作为开业演出的新剧目。

在中国，先是著名翻译家林纾（1852—1924）通过懂外语的友人转述，早早将它译成汉语，以《梅孽》之名发表。

后来，当时还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的潘家洵（1896—1989）从英语转译的这部剧作，比林纾更准确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

鲁迅读过易卜生的这部剧作之后，剧中父母的罪恶对无辜孩子精神上造成的伤害，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梅毒的传染以及它的遗传，既反映出受染者思想、行为的堕落，又极大地伤害患者及其子女的肉体和心灵，显然会更引起鲁迅的关注。

鲁迅认为，像剧中那种不正常的家庭和父子关系必须改革，写出他的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号召“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联想到易卜生的《群鬼》里写的先天性梅毒，写道：“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期）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

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

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有侍女瑞琴（今本译为吕嘉纳———引者）帮他吃了，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

于是他只好托他母亲了。

”于是，鲁迅愤愤地说：“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

”并指出当时的现实：“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它的父母。

”像鲁迅一样，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十分关切梅毒对人的危害。

在看了法国剧作家白里欧的戏剧《梅毒》之后，胡适更感受到此病的危害不限于患者个人和他的家庭，它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

欧仁·白里欧是法国的戏剧家，现实主义戏剧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微含训世意味的剧作，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罪恶，对传播新自然主义风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萧伯纳对白里欧有极高的评价，说他是莫里哀之后法国最伟大的作家。

《梅毒》（Les Avariés）是白里欧1901年的一部三幕剧，是他受了富尼埃的思想的启发而创作和奉献给富尼埃的作品。

白里欧在给富尼埃信中这样申说他的创作意图：先生，我请您允许我把这部戏剧奉献给您。

剧中寻求为人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您的。

我像您一样，认为当人们敢于公开说某一种疾病既不可耻，也不是一种惩罚，且患有此病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病苦是会扩散的，更意识到他们对他人和他自己都负有责任的时候，梅毒就不很危险了。

白里欧是以人道的眼光，把梅毒看成是一种疾病，把梅毒患者看成是一个病人。

就像看待另一种疾病麻风，不能按《圣经》和基督教的传统观念，认为是由于犯有罪孽，引起上帝的愤怒，所以才遭到如此的惩罚。

梅毒患者混乱的性生活固然不是值得夸耀的，而是不光彩的、需要予以谴责的。

但他既是一个病人，出于人道主义，就该同情他、爱护他、帮助他，而不能鄙视他是一个可耻的人。

与此同时，也必须让他严肃地认识到疾病的传染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梅毒患者才能负起责任，自觉地检点自己的生活，警惕不受梅毒的传染，更需杜绝将此病传染给他人。

胡适是1914年2月3日在他所读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纽约州伊萨卡与友人一起进“兰心剧院”看了这部《梅毒》剧的，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感想。

虽然剧院的“戏单”（即说明书）对该剧有简要的介绍，除此之外，胡适无疑对这部剧作及其作者白里欧的背景还有更多的了解。

演出的英语剧名叫Damaged Goods，翻译起来，该是叫《损坏了的商品》或者《贱货》。

但胡适肯定知道它作为白里欧的著名剧作，便从它的法文原名Les Avariés来称它为《梅毒》。

英文的“戏单”对《梅毒》有一段简单的介绍：《损坏了的商品》（法兰西科学院）白里欧著本杰明·布兰查德由法语改编本剧意在探究梅毒疾病及其与婚姻的关系。

剧中没有引发丑闻和令人厌恶的场景，也没有任何淫秽之词；它也许会为每个人所爱看，除非我们必须相信愚昧无知是女性品行端正所必须。

这段话原是当年在巴黎演出时舞台监督对观众的致辞。

胡适在日记中只引用了其中的一句，其他全是胡适自己观剧后对戏剧艺术的评价：“此为近日社会名剧之一，以花柳病为题，写此病之遗毒及于社会家庭之影响，为一最不易措手之题，而著者以极委婉之笔，曲折达之。

全剧无一淫亵语，而于此病之大害一一写出，令人观之惊心动魄，真佳作也。

演者都佳。

串医生者尤为特色。

第二幕最佳矣。

”但胡适更看重该剧的思想意义。

他说：伊卜生（Ibsen）之“鬼”剧（Ghosts）（指易卜生的《群鬼》）亦论此事，惟不如此剧之明白。

伊氏作“鬼”剧时（一八八一），花柳病学尚未大明，其攻之者，犹以为花柳之病，流毒仅及其身及其子孙而已。

三十年来，医学大进，始知花柳之毒传染而易，不独为一家绝嗣灭宗之源，乃足为灭国弱种之毒。

白里而氏（Brieux）此剧，盖得法国花柳病巨子之助力，其言不独根据学理，又切中时势，宜其更动人也。

从这段说明可以看出，胡适已经看到易卜生对梅毒危害性认识的时代局限性，并且了解白里欧受到富尼埃的启发，才以如此的深度解释梅毒的危害。

检读30、40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首先会想到钱锺书小说《围城》中方鸿渐的大论。

方鸿渐以假文凭的“博士”身份受邀在省立中学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时，因为忘了带讲稿，先是以自己的直感声言：“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

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随后又凭以往泛读中的零星记忆，声称叔本华早就说过，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即是杨梅疮———梅毒；并指点听众：“诸位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赣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