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学派在晋以后中医学术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

在中医各家学说领域里，将历史上不同时期研治伤寒而卓有成就的医家统称为伤寒学派。

该派始于晋唐，盛于明清。

其学术研究历千余年而不衰，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医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学派诸家以《伤寒论》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

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把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融理法方药为一体，从而确立了临床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体系，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该书具有极高的临床指导价值，立即受到人们的青睐，当时名医华佗就曾赞誉：“此真活人书也”。

由于东汉末年战乱频仍，该书曾一度散佚，未能广泛流传。

直到晋太医令王叔和通过收集整理，将其书中伤寒部分的内容重加编次，名曰《伤寒论》，成为流传后世的唯一传本。

后世医家所藉以研究的正是经过王叔和重编的《伤寒论》，由此导致了后世医家在《伤寒论》条文真伪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

总之，伤寒学派诸家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形成了阵容强大的伤寒学派。

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特点，一般习惯分为宋金以前伤寒八家和明清时期伤寒三派。

1.宋金以前伤寒八家仲景《伤寒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珍视，历代治伤寒之学者为数甚多，王焘《外台秘要》就汇集了唐以前21家的经验，共305条。

从晋迄宋，研治伤寒最有成就者约有八大家，他们是王叔和、孙思邈、韩祗和、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成无己。

兹分述如下：王叔和与张仲景几乎前后同时代，他对已散失不全的《伤寒杂病论》进行收集整理和重新编次，使《伤寒论》得以保存并流传后世。

其所增诸篇内容反映了叔和研究《伤寒论》的成果，其在《伤寒例》中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寒毒发病，引《内经》以例伤寒三阴三阳，重申风伤卫、寒伤营等，皆为首倡，而对后世学术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思邈，唐代著名医学家。

他创用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揭示伤寒六经辨治的规律。

这种研究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研究之先河，也为其他多种分类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

孙氏研究伤寒的另一重要观点是他特别推崇太阳病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这一观点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方有执、喻嘉言宗其说而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成为错简重订派的主要观点之一。

韩祗和，北宋医家，著《伤寒微旨论》，惜原本已佚。

今有传本，系后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者。

其析伤寒之病机为阳气内郁，治伤寒杂病于一炉，强调从脉证入手分析，主张杂病应以证为先，脉为后；伤寒则脉为先，证为后。

只师仲景之心法，而不泥于《伤寒论》之方药，故临证多自拟方。

尤以依时令用药为特色，大致分立春以后至清明以前、清明以后至芒种以前、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三个阶段，为其独到之处。

朱肱，北宋医家，著《南阳活人书》。

其治伤寒，重视经络的作用，“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

认为伤寒三阴三阳病即是六经为病，主张从经络辨识病位，伤寒六经经络之辨自此倡言。

其又注重病与证的鉴别诊断，主张“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可谓病与证结合辨析的首倡者。

诊断上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

方药研究则承袭孙思邈之法，以方汇证，颇切实用。

庞安时，北宋医家，以善治伤寒闻名于江淮间。

著《伤寒总病论》。

阐发广义伤寒的病因为冬伤于寒毒杀厉之气，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发为暑病，至长夏发为湿病，于八节可为中风。

此说系承袭《伤寒例》而发挥者。

其又强调入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南北高下、季节气候等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颇具临床指导意义。

其讨论天行温病为感受四时乖戾之气而发，具有流行性、传染性。

其辨治与伤寒大异，也不同于一般温病。

其结合发病时节与证候，将天行温病按孙思邈的命名分为五种，即青筋牵、赤脉攒、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各系以主治方药。

虽其证治方药均取材于孙思邈《千金要方》，然其汇集成篇，以示有别于伤寒，对后世余师愚治疫不无影响。

许叔微，南宋医家，著《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

其于《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主张以阴阳为纲，统领表里寒热虚实，并把六经分证和八纲辨证紧密地结合起来。

其《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均体现了这一思想。

许氏对伤寒方证的临床应用十分娴熟，其《伤寒九十论》就是他临床应用仲景方的验案汇编，共收集其伤寒治验90例，其辨证、方治及论说皆本于《伤寒论》，颇具启发性。

郭雍，南宋医家，著《伤寒补亡论》。

其因《伤寒论》中方药多有缺失，遂摭取后世方以弥补之。

其所取以朱肱、庞安时、常器之三家为多，兼擅其长。

朱庞之书，世有传本，而常器之论著已佚，赖《补亡论》存其一二。

常氏善守仲景方而活用之，对原论中未出方治诸条，常氏每取经方补之，而颇切当。

郭氏收采其说以补亡，确有意义。

成无己，金代医家，著《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

他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有首创之功。

其注释的特点可概括为以经释论，其注释水平较高。

他还特别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所著《伤寒明理论》就是一部关于伤寒临床症状鉴别诊断的专著，列举《伤寒论》中五十个常见的主要症状进行类症鉴别，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

从晋唐至两宋研治伤寒者不下数十家，举以上八家为代表，各从不同角度阐发《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精神，他们的学术成就对后世治伤寒诸家有很大影响。

至此，伤寒学派已初具规模，成为我国医学史上公认的一个学术流派。

2.明清伤寒三派宋金以前伤寒诸家治伤寒各擅其长而无争鸣。

主要是对《伤寒论》原著进行搜集、整理、注释、阐发，自明代方有执倡言错简，实施重订，方启后世伤寒学术争鸣之端。

至清代，诸家各张其说，在研究方法上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在伤寒学派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从而促进了伤寒学派的发展，其影响较大者有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

（1）错简重订派：认为世传本《伤寒论》有错简，主张考订重辑的观点为明末方有执首先提出，清初喻嘉言大力倡导之。

而后从其说者甚众，形成错简重订一派。

方有执，明医家。

著《伤寒论条辨》。

云：“曰伤寒论者，仲景之遗书也；条辨者，正叔和故方位而条还之之谓也。

”其所重订，削去《伤寒例》；合《辨脉》《平脉》改置篇末；对六经证治诸篇大加改订，把太阳病三篇分别更名为《卫中风》《营伤寒》和《营卫俱中伤风寒》，将桂枝汤证及其相关条文共66条20方列入《卫中风》，麻黄汤证及相关条文57条32方列入《营伤寒》，青龙汤证及相关条文38条18方列入《营卫俱中伤风寒》，六经之外，另增《辨温病风温杂病脉证并治篇》，计20条3方。

以为如此便基本恢复了《伤寒论》原貌。

喻昌，清初三大家之一。

著《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

他推崇方有执错简重订的观点，并发挥为三纲鼎立之说，即：四时外感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

以此三纲订正仲景《伤寒论》为397法，113方。

其《尚论篇》虽保留叔和之《伤寒例》，但其意在驳之，对成无己之校注亦大加批评，与方有执尊重王叔和，含蓄地批评后世注家的做法不同。

以致后来从其说者无不攻击王叔和，批驳成无己，喻氏可谓始作俑者。

主张错简重订的还有其他医家。

张璐，清初三大家之一。

著《伤寒缵论》《伤寒绪论》，观点悉从方、喻，尤以喻昌之说为法。

吴仪洛，著《伤寒分经》，推崇喻昌《尚论篇》，附和其三百九十七法之说。

吴谦，清初三大家之一，乾隆时任太医院院判。

奉敕编著《医宗金鉴》，内有《订正仲景全书》，其中《订正伤寒论注》编次悉以方有执《条辨》为蓝本，取方、喻之注亦复不少。

因其为御赐书辨证论治规律的探讨和发挥。

他们对错简重订和维护旧论的观点均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必在孰为仲景原著，孰为叔和所增方面争论不休，而应当在发扬仲景心法上下工夫，形成了伤寒学术研究中的辨证论治派。

根据其研究特点，大致可分为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的以方类证派，以尤怡、钱潢为代表的以法类证派和以陈修园、包诚为代表的分经审证派。

①以方类证：以方类证的方法可以导源于唐代孙思邈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宋代朱肱亦曾用此法进行方证研究，至清代则有柯琴、徐大椿进行以方类证研究，卓有成就。

柯琴，清代医家，著《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书合称《伤寒来苏集》。

他根据《伤寒论》中原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语，提出了汤证的概念，即将某汤方的主治证称作某汤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

并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汇集方证条文分属于六经篇中。

在六经研究上，以经界释六经，提出六经地面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

并据此而提出了六经为百病立法，指出：“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

这对于扩大六经辨证论治范围是很有意义的。

徐大椿，清代医家，著《伤寒论类方》。

徐氏穷研《伤寒论》数十年，结合临床实践，悟出仲景之辨证心法，“不类经而类方”。

于是他大胆突破六经的束缚，把论中113方分作桂枝、麻黄、葛根、柴胡、栀子、承气、泻心、白虎、五苓、四逆、理中、杂方等12类。

除杂方外，11类各有主方与其主治条文，次列与主方有关的加减方。

这种类方研究更切于临床应用。

其类方虽未分经，但将六经主要脉证汇列于后，以便观览，并要求学者“熟记于心”，是知徐氏并非轻视六经者。

柯、徐二人均以方类证，惟柯氏以方名证，证从经分；徐氏更侧重于类方研究，方不分经。

②以法类证：钱潢，清代医家，著《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其以研究六经分证治法为指导思想，所归纳治法较为详细。

其在以法类证研究中吸收了方、喻的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观点。

故其《太阳上篇》为中风证治，《太阳中篇》为伤寒证治，《太阳下篇》为风寒两伤营卫证治，是承袭三纲学说而以法类证者。

尤怡，清代医家，著《伤寒贯珠集》。

其治伤寒以突出治法研究为特点。

三阳篇归纳为八法，曰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和刺法等。

三阴经亦有表里温清诸法可辨。

如此则一部《贯珠集》，以治法提纲挈领，归于一贯，颇受后人好评。

尤怡与钱潢均注重《伤寒论》的治法研究，但钱潢墨守方喻三纲之说，所立治法亦过细；尤怡则超脱方喻之外，以治法为纲统领病证、病机与方药，别具一格。

③分经审证：陈念祖，清代医家，为维护旧论的中坚。

其对《伤寒论》的临床运用，采用分经审证的研究方法。

如太阳病分作经证、腑证和变证，阳明、少阳皆分经腑，太阴有阴化阳化，少阴有水化火化，厥阴有寒化热化。

如此分证深得六经六气之旨，对于掌握六经病机、传变特点和证治规律极有帮助。

包诚，清代医家。

著《伤寒审证表》，主张从六经审证。

其将太阳经分作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入腑、阴盛入脏、坏病、不治病等七证；阳明经分作腑病连经、腑病、虚证、不治病等四证；少阳经分作经病、本病、入三阴病、入阳明病、坏病等五证；三阴经均有脏病连经、脏病二证，少阴、厥阴各有不治病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