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确定的未来从中国人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梦想就变成了美国梦。

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尘土中争夺金子，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与事业，渴望通过战斗，使自己的孩子与美国小孩一样，在学校里受教育。

美国华裔们与大部分移民一样，来这儿是为了逃离战争与饥荒，远离迫害与贫穷。

又与其他移民的后裔一般，他们的子孙开始称美国为“祖国”。

如果美国除去华裔们为其取得的成就，那它将不会成为今日之美国。

一代又一代的华裔子孙，为将美国建设成当的空前盛况而奋斗。

他们为内战而搏，建造的铁路使整个国家融为一体。

华裔们早期的正义之战，为随后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新的法律基础。

他们为美国制成了首个火箭并帮助其赢得了冷战。

在硅谷和其他地方，他们的贡献使美国在信息时代建立并保持其优势地位。

今天这些华裔分散在每个我们可想象的行业中：有投资者，教师，作者，医生，工程师，律师，首席执行官，社会工作者，会计，建筑师，警察，消防员，演员和宇航员。

可悲的是，尽管这么长时间的贡献，许多华裔在美国仍然被当成外国人。

大部分新移民者将会遭遇这样的嘲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就像有人说的，美国华裔们就像客人一样呆在其他人屋子里，不能将脚放在桌子上，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

中式口音与文化传统可能会消失，但我们的皮肤颜色与眼睛形状却无法改变。

这些特性让一些人理所当然地将美国华人视为异类，自然也就称不上是纯正的美国人了。

美国大众媒体把美国华人模式化，把他们描绘成与生俱来就与美国人不同，无法改变。

因而美国华人的美国化被这种轻而易举但带有欺骗性的模式化蒙上了阴影。

用人类的观点来看，什么是造成这种不和的因素呢？一个在加利福尼亚洲，西柯汶纳的本地委员会成员，有人在电话里对他说：“哇，你完全就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点儿都没有中式口音。

”医学电视剧中美籍华人医生不多，事实上，美国每六个医生中就有一个是亚裔美国人。

1999年6月，刘云平出生于俄亥俄州，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在华盛顿邮报上介绍了他做美国空军上尉时的一个小故事：“你是中国空军吗？”旁边一位穿着得体的女士问道。

这个问题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颁奖晚宴上，而我正骄傲地穿着美国空军的蓝色制服，佩戴着上尉军衔以及各种勋章和奖牌。

因此她的问题使我有些恼怒，也让我意识到就算美国空军的蓝色制服也不足以彻底改变她最初的想法，即亚洲上的黄种人从某些方面来说不算是美国人。

我希望这只是个独立的小插曲。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有很多人将美国华裔视作在美国的外国人……身为美国空军的一名长官，有一天我或许会被要求将生命献给我的国家。

如果有人依然对我所说的“我的国家”代表着什么抱有疑问的话，那将是我的耻辱。

只需对每个中国出身的美国名人有浅薄的了解，你就会发现，不管他们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就，对美国社会有着多大的贡献，事实上他们每个人的身份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质疑。

宗毓华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网络晚间新闻播报的女性联合主持，她在那样一种不受欢迎的新闻编辑室的氛围里挺了过来。

作为极少数的女性之一已经够糟了，然而她说：“早期在哥伦比亚广播系统时，71年到76年，我被称作‘黄色新闻佬’——有些话语已经明显涉及了种族问题。

”但是到了后期，1990年，有一个叫做克里夫·金凯德的华盛顿广播主持人直接称她为“宗国佬”。

林璎现在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性建筑师，而1980年当她还是一个耶鲁大学没毕业的学生时，她因赢得了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的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征集而被恶意攻击。

“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佬来设计越战纪念碑？”一些越战老兵质疑道，“为何能容忍一个美籍亚裔女人为在亚洲发生的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民设计纪念碑？”在199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美国花样滑冰选手关颖珊在她的队友塔拉·利平斯基后面第二个完成比赛时，微软联网新闻的头条报道到：“美国人打败了关颖珊”。

许多美籍华裔对媒体自动将她归于外国人这一举动十分愤怒，而事实上，关颖珊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到教育，也是在美国接受溜冰训练。

四年过去，这个错误在关颖珊输给萨拉‧休斯与金牌擦肩而过时再一次重演，因西雅图时报副标题称“美国人大爆滑冰冷门，使关颖珊和斯路斯卡娅相形见绌”。

1998年，职为加利福利亚洲的财务长邝杰灵在竞选联邦议员时，有记者盘问他说，如果爆发中美战争，他会支持中国还是支持美国。

邝杰灵是第四代华裔，他的母亲余江月桂女士，是首位任职加州政府秘书长的女性美籍华裔。

邝杰灵无从回答输赢问题，只得回应时代周刊记者，“在美国‘自由平等’的表面下，还是存在着微妙的俗习陈见和种族歧视的。

”2001年5月，首位被选入美国众议院的华裔吴振伟出席一次会议时竟在华盛顿特区能源部大楼被保安拒之门外。

随后，吴振伟表示：“最令我震愤的是，在我出示国会议员身份证明，且我的国会助理刘云平出示了员工证再次证实后，竟然一再质疑我美国公民的身份！”2001年，赵小兰自哈佛商学院毕业，任职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及交通部助理秘书。

她是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命其为劳工部秘书后，史上被纳入总统顾问团的美籍华裔第一人。

当她的批判者们以她的中国血统为由刁难，赵小兰的丈夫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站出来指责了这些“一定程度的种族诋毁”，“黄热病佬”云云言论以及媒体界所持的排外态度。

此类事件屡次三番发生，而后一个问题被抛出，在美国华人社区呼声高涨：到底还要几般俯首屈从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这些种族主义事件并非偶然发生，凭空捏造的。

这也不完全是在物理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

纵观美国历史，的确，在大多数社会形式中，统治阶级像操控机制一样肆意剥削异民族劳动力——作为一个方便的借口来让自己的控制更容易为接受。

种族主义经常分裂和减少美国劳工--通过阻止白联盟和彩色工人来帮助他们赢得那些影响他们的问题--使得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扩大其权力范围，如在经济萧条和战争这种时候，整个民族可以被牺牲的替罪羊集会领袖的解决方案背后的人。

这是在美国的华人在排除时代前夕的命运。

3. 羞耻谁感到羞愧？什么使他羞愧？为什么作者要描写他对这个小女孩青涩的暗恋？爱与自卑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理解了这些，你将找到这个故事的主题。

我在家从未有过憎恶感、羞耻感，而自从去了学校，我就有了这样的感受。

记得大约7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

那时，我喜欢上一个叫海琳·塔克的小女孩，她肤色白皙，扎着马尾辫，举止也很优雅。

她在校总是衣着整洁，成绩优异。

我觉得我去学校主要是为了看她。

我会梳理好自己的头发并带上一块旧的小手帕。

尽管这手帕是一个妇人的，可我却不想让海琳看到我用手擦鼻涕的样子。

天很冷，水管再次冰冻，尽管家里没有水，但我仍会在每天晚上清洗我的袜子和衬衣。

我会拿上一个罐子去本先生的食品杂货店，将它放在苏打水冷藏柜下面，然后掏出一些冰块放在里面。

到了晚上，我就可以用那些冰块化成的水来洗衣服。

那年冬天我常常生病，因为在夜晚炉火会在衣服烘干之前熄灭。

到第二天早晨，不管那衣服是湿还是干，我都会穿上，因为那是我唯一的衣服。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海琳·塔克，她就是你所想的一切优点的代表。

我喜欢她，因为她善良、整洁、人缘好。

如果她走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的兄弟姐妹就会大声叫道“海琳来了”，然后我会将网球鞋的鞋面在裤脚上擦几下，希望我的头发不那么凌乱，普通的白色衬衫更加服帖。

接着就冲到路上，如果我知趣的话，便不会走得太近，这时她就会向我眨眼并问好。

那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

有时候，我会一直跟在她后面走，铲去路上的积雪，并试图和她的妈妈、阿姨做朋友。

晚上，我会在从小旅馆擦鞋回来的路上将钱放在她家的门阶上。

她有个爸爸，工作不错，是个糊墙纸工。

我猜想到夏天我便会把海琳忘却，但是22年以来，在那间教室发生的事情，使她的面孔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为了她，在高中参加击鼓活动，在大学打破了某项记录。

甚至当我站在台上的麦克风边上听到掌声时，我也是希望她能够听到这些的。

一直到22岁，我结婚了，工作赚钱了，她才终于从我的生命中淡去，不再影响我。

当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时，海琳就坐在那间教室里。

那个周四，我坐在教室的后面的位子上，座位周围被人用粉笔画了个圈，代表这儿坐着的是个白痴，是个麻烦制造者。

老师认为我是个笨蛋。

我不会拼写，不会朗读，不会算术。

我就是个笨蛋！老师从来不会花心思去注意到你因为没有吃早饭因为肚子很饿而没有集中注意力。

你所能想到的也就是中午，中午还能不能到得了呢？也许你可以溜进衣帽间，偷一些孩子们大衣口袋里的午饭来吃。

一点儿吃的，比如浆糊。

你不可能真的拿浆糊当饭，或者将它们涂在面包上当三明治；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从教室后面的浆缸里舀几匙浆糊。

怀孕的人口味很怪，而我却是满怀贫困，满怀污垢和令人掩鼻的臭味，满怀凄凉和寒冷。

我从来没穿过专为我买的鞋子，我的床上还挤着另外5个人，可是隔壁房间里没有爸爸。

并且饥饿一直与我同在。

当我非常饿的时候，浆糊吃起来也就不那么难以下咽了。

老师认为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她总是在教室前面看见一个黑人小男孩愚蠢地坐在座位上，东张西望制造噪音影响其他孩子，却看不见这个孩子之所以弄出声音是想引起老师的注意。

那一天是周四，黑人发薪日的前一天。

福利金通常是在周五发放。

老师要求每一位学生问他们的父亲可以为社区福利基金捐多少钱。

在周五晚上，每位孩子都会从他们父亲那儿拿到钱，并在周一将钱带到学校。

我决定我要给自己买一个爸爸。

我口袋里的钱是靠擦皮鞋、卖报纸挣来的。

并且无论海琳•塔克从她爸爸那儿拿多少钱，我都要超越它。

我现在手里有钱，直到周一才会以爸爸的名义拿出来。

我有点发抖，紧张得要死。

老师打开她的书，开始按字母顺序叫名字。

“海琳•塔克？”“我爸爸说他会给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太好了。

海琳，非常，非常好。

”这让我感觉非常好。

我不会花太多钱去超越它。

我口袋里有好多一角硬币和二十五分硬币，差不多三美元。

我把手放进口袋里，牢牢地抓住钱，等待她叫我的名字。

但是老师喊了教室每一个人的名字后合上了书。

我站起来，举起我的手。

“现在是怎么回事？”“你忘了我。

”她转过身面朝着黑板：“我没有时间陪你玩，理查德。

”“我爸爸说他可以……”“坐下，理查德，你在扰乱课堂秩序。

”“我爸爸说他可以捐……捐十五美元。

”她转过来，看起来十分生气：“我们是在为你还有和你一样的人募捐，理查德·格雷戈里。

如果你的爸爸能捐出十五美元，那你还需要什么政府扶助金？”“我现在就带它着呢，我现在带着呢，我爸爸把钱给我让我今天交的，他说……”“还有，”她盯着我说，她的鼻孔在扩张，嘴唇越抿越紧，眼睛也瞪得大大的。

“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爸爸。

”海琳·塔克转过头来，她的眼睛里噙满泪水。

她为我感到难过。

然后我就看不清她了，因为我也哭了。

“坐下，理查德。

”我一直以为老师是有点儿喜欢我的，她总是在星期五放学后让我擦洗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