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功能论语言功能指的是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

它是由话语发出者的意图和目的决定、由语言的文字或语音形式来实现的。

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话语的意义，就必须首先弄清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功能。

很难想象，一段只传达了原文的字面意义、而没有反映其功能的译文能够符合发出者的真正用意和动机，产生他所想要产生的作用和效果。

小引在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界，提起功能，必言奈达。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的功能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价值受到了翻译学者的高度重视，以奈达为首的一批语言学译论家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要做到“功能等值”。

那么，语言究竟有哪些功能呢?语言的功能问题最初是由语言学家提出来的，而且一直也是一个语言学问题。

对此，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布勒（Buhler）、雅可布森（Jacobson）和韩礼德（Halliday）等人都作过精辟的阐述，奈达从翻译的角度也作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并在经验主义译论占主导地位的60年代率先提出了“动态等值论”（dynamic equivalence），在翻译学界发动了一场翻译科学的革命。

后来他考虑到动态等值论容易引起误解，便把这一术语改成了“功能等值论”（functional equivalence）。

虽然把“动态等值”改成“功能等值”只是换汤不换药，定义和原则都一样，仍然是读者同等反应论。

但“功能等值”毕竟突出了“功能”的地位。

但有意思的是，1964年奈达在他的那本Toward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科学探索》）书中提出动态等值的概念的时候，“功能”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更不是该书的关键词，整本书中有关功能的重要性始终没有被聚焦。

奈达对功能的关注主要体现在1969年他与塔博（Taber）合写的那本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之中。

该书区分了三种功能，即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情感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祈使功能（imperative function）(Nida & Taber: 1969: 24)时隔三年，正在中国学者忙于消化那三个功能的时候，奈达的“功能”分类突然骤增。

在Translating Meaning（《译意》）（1982）中，他给功能一词加了一个限定语“话语”，即“话语功能”（functions of discourse）。

他认为要从四个“关系”（relations）方面来考察话语功能，即意图（intent）表达功能（expressive）认知功能（cognitive）连贯（coherence）自我中心功能（egocentric）信息功能（informative）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祈使功能（imperative）施事功能（performative）情感功能（emotive）影响与吸引力（impact and appeal）酬应功能（phatic）(1982: 33)其中“意图”方面包括八种功能。

加上“影响与吸引力功能”（the function of impact and appeal）（op.cit.: 36）等其他三个方面的功能，就有十几种功能了。

十年之后，奈达在他另一本书中，对于他的功能体系又做了一次改动。

这一回，他把功能的限定语由“话语”改成了“语言”。

那么，“语言功能”（functions of language）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观呢？在这里，原来“话语功能”的四大关系变成了两大功能：心理功能和社会学功能，而这两大功能中又分别包含了五种次功能：命名功能（naming）陈述功能（stating）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模仿现实功能（modeling of reality）表达功能（expression）认知功能（cogni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信息功能（informative）社会学功能（sociological）祈使功能（imperative）施事功能（performative）表情功能（emotive）(1993: 8-15)我们不必再去费心查阅奈达其它的著作了，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964年到1993年这30年里，奈达的动态/功能等值论对功能的关注从无到有，由少积多。

不久前，年事已高的奈达又称，“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Nida, 2001: 285）。

这分明是暗示，他又改变主意了。

如果此时他再论功能，是不是又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奈达博士这种勇于创新又勇于否定自己的魄力自然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但他的理论前后变化幅度如此之大，未免令人有点不适应：这倒不是说不适应其理论的发展，而是不适应如此做学问的规范。

有很多著名学者的理论前后都有变化，这本属正常，但就一般的学术规范而言，学者们会在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说明变化的原因。

而奈达却并未在他的功能体系发生变化之时给学术界一个交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就上述功能的问题来说，既然“动态等值”相当于“功能等值”，为什么在最初提出动态等值的时候，几乎见不到关于功能的论述？还有，“话语功能”和“语言功能”又有什么区别？“话语”和“语言”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同义词，还是有所区别，即相当于索绪尔的“言语”（parole）和“语言”（langue）？如果是同义词，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涵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为何有如此变化？如果不是同义词，为何不做区别性说明？变化不是坏事，但变化得太多太快的一个直接危害就是影响理论的稳定性和可信度。

奈达晚年一句“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判断。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奈达的功能论由于受他个人长期的《圣经》翻译和传教意识的影响，过于追求功能等值的归化翻译，而忽视形式的审美价值和蕴含其中的文化差异，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倍受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学者的批评。

应该说，奈达将语言学的功能学说引入翻译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也非常科学的举措，他对功能与翻译的关系的很多论述是非常精辟的，但他的功能分类体系除了“变化莫测”之外，还有一个早期分类过粗，晚期过细的问题。

这一点从语言学界对他的功能理论反应冷淡的事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顺便说一下，奈达曾在1968年担任过一届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谭载喜，1993：6）。

按理说，他在功能问题上做出那么大的动静，西方语言学界应该有所反应才是，但语言学界后来的许多涉及功能理论的论著中，甚至是在文献综述中都很难见到奈达的功能理论的踪影。

语言的功能问题是个语言学问题。

翻译学引进功能学说是对语言学的应用。

因此语言学是如何定义和区分功能的，才最值得我们关注。

目前，就功能的定义和区分而言，最受关注的自然是韩礼德功能语言学所区分的三个“元功能”（metafunctions），即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

但由于这一功能体系有“过分语法化的倾向”（Leech, 1983：58），不太容易在翻译过程中做语义操作。

相形之下，对韩礼德提出这一批评的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Leech）在他的Semantics（《语义学》）（1974/81）一作中提出的功能五分说，倒是比较适合于翻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所需的语义定位，故被本章所采用。

利奇是一位在语法学、文体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上都有很高成就的语言学家。

他在马林诺夫斯基、布勒、雅各布森和韩礼德等人的功能理论基础上，从语义学的角度将语言的交际功能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即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指示功能（directive function）美学功能（aesthetic function）酬应功能（phatic function）这一分类比较系统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语言交际的实质，对于以语言和语言交际为工作对象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应用价值．现将这五种功能及其翻译转换问题分述如下。

一、信息功能信息功能指的是语言用以传递信息的作用，这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

在翻译中，译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准确地传达出原文所包含的信息。

例如：1. Oh, it is of no importance. I shall see her in January…”(Austin, 1813/1981: 35)原译：噢，不要紧。

正月里我就可以跟她见面……”(上海译文版《傲慢与偏见》：56)汉语“正月”是指农历的第一个月，而英语的“January”，则是公历的第一个月。

二者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和文化信息。

所以，此处应译“一月”，不能为求“归化”而误传原文的信息。

信息传错了，信息功能的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就该译本问世的年代看（1980年），中国读者实际上已经普遍接受了公历的时间概念，因此用“一月”不会造成不同的读者反应。

下面是出自《简·爱》中的一个句子∶2. 我往常的自卑心情、自我怀疑、无可奈何的沮丧，像冰一样浇在我那行将熄灭的怒火上。

(上海译文版《简·爱》：48)这里的疑问点是“像冰一样浇”：“冰”是固体，而“浇”作为动词，对与之作句法搭配的逻辑宾语有语义上的选择限制，即要求其该逻辑宾语所表达的语义具有液体的物理特性或引伸义，但“冰”不具备这一特性。

可见，译文这一处表达是有逻辑语病的。

查原文：My habitual mood of humiliation, self-doubt, forlorn depression, fell damp on the embers of my decaying ire. (Brontë, 1847/1985: 48)原文中并没有“冰”，不知道为什么译者要在这里加“冰”。

难道是把ire误看成与其字形相近的ice了？但既然原译已经译出了“行将熄灭的怒火”（decaying ire），也就是说已经译出了ire，那么又何来“冰”呢？这里的误译无端使译文的文面出现病句，同时又误传了原文的信息，从而在信息功的传达上能出现了偏差。

另一个译文将此处译成“......，浇灭了我那行将熄灭的怒火。

(漓江版《简·爱》：15)”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和功能。

本书作者在组织审校《世界在线·战争与和平》译文时，碰到过这样两个短语：一处是随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出访的“美国国防部秘书和夫人”，另一处是“总统的白宫参谋长”。

第一处的错误很明显，稍微了解美国政体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国防部秘书”的原文应该是Defense Secretary（一查，果然是），应译“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