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2010级学生：王淑苹学号：2009312011198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
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
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
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
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
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
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
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
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
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成就及荣誉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
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
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
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
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个人其它信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戈宝权笃信中国这句古训。
他终生笔耕不辍（在他致病之前），有500万字译述为证。
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
他藏有一套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苏联从1928年开始出版这部工程浩大“全集”，至1957年出齐。
在我国别说个人了，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配齐，而戈宝权就有全套。
那是他数十年的心血，他平时省吃俭用，把钱全“储”在书上。
他家藏书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他毅然将这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他的家乡江苏省。
政府为表彰他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
世界语者——戈宝权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
曾用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
1928至1930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
1935至1937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
1938至1945年在汉口和重庆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
1946至1948年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
1949至1954年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
1954至1960年，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1961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学术委员。
此外，还担任过《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编委，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曾翻译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文学著作50多部，还著有《中外关系史》、《翻译史》和《作家论》。
先后被授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荣誉博士、莫斯科大学名誉博士和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编著有《戈宝权译文集》和《戈宝权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二十年代末在大夏大学自学世界语，曾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和名誉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
戈宝权在外国文学领域的贡献戈宝权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还是孩提时期，他就对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百读不厌。
10岁时，叔父戈公振给他寄来一套《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更使他着迷。
60年来他把它视为珍宝，而且保留终身。
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英语系主攻英语的同时，还选修了法语和日语。
1932年，在叔父的鼓励下，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从原文读到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使他格外激动。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时事新报》担任编辑。
1935年，戈宝权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的特约通讯员，在苏联当了三年的记者。
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并开始钻研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毅然回到祖国，在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并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
“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受周恩来的派遣，前往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文艺通讯社。
1942年，他回到重庆，继续在《新华日报》工作，并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编委会，还为新知书店编选了《世界文学丛书》和《史诗丛书》两套丛书。
同时他自己还翻译了爱伦堡的两本报告文学作品集。
抗战胜利后，他主编《苏联文艺》，并写出了《苏联文学讲话》一书，还编辑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便受周恩来总理委派，担任我国驻苏使馆的临时代办，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驻苏联的大使馆，后又被任命为文化参赞。
1954年7月回国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
1957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1959年，该所成立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后，又兼任该组的组长；1961年初，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
“文革”中受到冲击。
1978年业务工作恢复后，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和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
1981年离休后，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病终。
戈宝权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创下了令人敬羡的业绩。
60多年来，他在外国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常突出的。
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他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拓者。
无论是俄苏文学与中国的因缘，还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作家交往和影响的研究，戈宝权都可以说是这些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出版了5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
他不仅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杰出翻译家，而且也是亚、非、拉美文学的热情传播者。
在他担任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和室主任之后，他又是东欧文学研究的领路人，对建立我国第一支东欧文学的研究队伍、培养第一代东欧文学的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戈宝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广泛，涉及苏俄的文学和作家作品、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影响，以及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
戈宝权在研究中总是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细致入微的缜密态度和论证求实的科学方法，对其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仅就“中俄文字之交”这一领域他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俄国文学和中国》《普希金和中国》《托尔斯泰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等。
这些论文材料丰富翔实，作者对这些作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论述，既有科学的考证，又有公允的评论。
它们不仅丰富了读者的知识，还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戈宝权一生最喜爱的俄苏作家，也是他倾毕生精力潜心研究的对象。
对于普希金，戈宝权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上个世纪40年代，戈宝权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并写出《普希金在中国》一文。
上个世纪50年代，他开展了研究普希金的工作。
他参观了普希金的博物馆，阅读了普希金手稿和藏书，并和苏俄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进行了交流，从而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戈宝权担任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后，他对普希金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先后写出了《普希金和中国》《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等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论述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同时也反映了戈宝权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
为了探求《俄国情史》的真面目，戈宝权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去寻找这本译作的原版，最后才在阿英的旧书堆里找到了它。
经过戈宝权的认真阅读和考证，才证实它就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
托尔斯泰也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
他在苏联担任记者和外交官期间，曾多次参观过托尔斯泰的故乡及其在莫斯科等地的博物馆、纪念馆。
托尔斯泰也像普希金一样从小就给戈宝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戈宝权对这位文化伟人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曾出版了一套91卷的《托尔斯泰全集》，直到1958年才出齐，历时整整30年。
而戈宝权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这套全集，后来历经种种曲折困难，终于将全集收齐。
戈宝权视其为珍宝，倍加爱护。
虽经“文革”的浩劫和1976年地震的混乱，仍能得以保存下来。
现在它成了我国惟一的一部完整的原版《托尔斯泰全集》，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
这不仅反映了戈宝权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挚爱，更表现出了戈宝权的百折不挠的精神。
戈宝权在1980年发表的《托尔斯泰和中国》这篇文章中，首先便谈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敬慕之情。
在论述托尔斯泰与中国的渊源时，戈宝权更是以其精细的考证，论证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以及他与辜鸿铭、张庆桐的通讯联系。
特别是他对张庆桐的考证，不仅澄清了在这个人名问题上的种种猜测、怀疑，而且更加证明了他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斐然。
戈宝权在苏联期间，在红场亲眼见到过这位俄苏革命作家，后来又参加过高尔基的遗体告别和葬礼，并先后写出《高尔基的逝世和葬礼》和《高尔基博物馆》等文章。
这些文章夹叙夹论，是中国最早以亲身感受写就的论及高尔基生平和创作的两篇报道。
1947年和1948年，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
像这样的研究年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
从这个意义来说，戈宝权是我国“高尔基学”的开拓者。
建国以后，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卓著，先后发表了《高尔基和中国》《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谈谈高尔基的〈海燕〉》《关于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等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