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姓名：学号：专业：汉语言文学文化误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摘要］：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接受者在理解异质文化时，因“文化过滤”而导致的“文化误读”成为了，跨文化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不同文化“模子”之间的文学交流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接受者的语言差异、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还要在“期待视野”中寻找理据。

以此来研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并看到它们都可能产生的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关键词］：文化误读；意向；文化模子；期待视野；关于误读的探讨已有很多，文学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误读是错误的解读这一粗浅认识，把误读和创新连在一起。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认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法国学者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 ）在他的《文学社会学》（1987）一书中说：误读是“创造性的背叛”；保罗·德曼在《盲点与洞见》（1971）中也竭力推崇误读。

那么文化误读是怎样产生的呢？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论》中详细的对此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即文化误读。

文化误读像文化过滤一样是复杂的，是接受客体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的表现。

它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从其后果来看，可分为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1无意识误读无意误读往往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产生的。

例如，庞德在译《神州集》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缺乏了解，他的翻译完全建立在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Fenellosa留下的有关汉诗、汉字的注释和解说的笔记之上。

所以在翻译时，误读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词语。

在译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译成：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友人去西北边疆的诗，其中“阳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它位于河西走廊，北与玉门关相对。

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

在文学作品中，“阳关”被文人骚客反复吟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在中国读者心中“，西出阳关”唤起的是遥远、大漠、悲壮等联想。

庞德把“阳关”误译成“gates of Go”，使该词背后蕴藏的文化意味荡然无存，中西方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英美读者也难以从词汇表面体会到中国读者心中的那份感受。

以上可以说是无意识误读造成的文化丢失，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误读恰恰促进本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庞德在《神州集》中翻译的一系列中国古诗，作为反英美诗歌传统的一面旗帜，推动了印象诗派的成长与发展。

在这场跨文化孕育诗歌新芽的运动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是源于误读的成果。

中国古典诗歌格律严谨，但庞德不懂中文，他无法理解中国古诗在声韵和形式结构方面受到的约束；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因此对英美意象诗人来说，中国古典诗歌是纯粹以意象为基础的。

有了这种理解，他就引中国古诗为范本，提出英美诗歌要想摆脱传统的种种束缚，必须效法中国古诗；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中国诗歌在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中，事实上受到种种规条的约束和限制。

正因为庞德对中国诗歌传统没有认识，他才能按照自己文化的需求误读误译中国古诗，用以支持和发展他们提出的新诗歌理论。

这正如斯坦纳所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

”误读在文化发展中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它使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在本国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其中林纾的译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误读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丰富原作的内容，重新发现原作的价值，甚至“创造”出文学名家，像茅盾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以及寒山诗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风靡等等。

有时，误读是由于译者自身文化的历史需求造成的，因而，误读还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价值观念的不同，也会造成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

在中国,龙被赋予了“吉祥”、“高贵”、“皇权”等涵义,但在西方“dragon”的意象则与“龙”大相径庭。

英语词典对“dragon”的释义是“一种想象的有翼、能喷火、蜥蜴状的巨大怪物”。

在《圣经》和英语文学作品中“dragon”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是一种恶兽，最终总是被英雄杀死。

迪斯尼电影《Mulan I》中“中国龙”被换成了“蜥蜴”的形象,这显然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文化意向。

这也正说明了中国龙在西方世界还是一个未曾读懂的信仰。

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识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

误读被视为文化交流中的壁垒，但跨文化交流往往是伴随文化误读进行的。

这正如“misunderstanding”由前缀“mis”（错误）加上“understanding”（理解）构成的。

2 有意识误读在文学翻译中，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

译入语文化由于本身的发展需要，对源语文化的某些层面加以强调，另一些层面加以弱化或忽视。

第一,消除原语意象与译入语意象之间的文化冲突。

同一个词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当原语意象与译入语意象发生冲突或是不太契合的时候,译者就要进行比较与选择,甚至改变原文意象,其结果往往就是我们看到的创造性叛逆。

“红色”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等,在现代则更具有革命的意义,而在英语中则缺少这些象征的意义,更多是与暴力和流血相联系。

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就意识到这种文化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他都采取了有意误读的做法,进行了创造性叛逆。

如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成了“Green Delights”,“怡红公子”就成了“Green Boy”。

再如，,“狗”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所指意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但在内涵意义方面有时却相差甚远。

英语中的“You are a lucky dog”译为中文是“你是一个幸运儿”，“too old a dog”译为“上了年纪”。

这样,虽然所表达的语义相当,但英语中所内含的幽默感在通顺达意的译文中已经消失了,dog一词在原文中所体现的形象、风趣和幽默的语言特色也随之不复存在了。

第二,关照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这是从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那儿借用的术语。

它是指“作品在读者心中要求引起的美感需要,无论是全新的还是传统的”。

按照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布律奈尔的说法,“期待视野”是真正的“过滤器或筛选机”。

从这个意义上看,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伴随着“误读”就是必然的,不可回避的。

今年3月15日，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中外记者会上的翻译张璐，正是凭借着中西合璧的智慧，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普遍赞扬。

其间温总理引用了《离骚》诗句：“亦余心之善兮，虽九死岂犹未悔”。

张璐译文为：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near to my heart,I'd not regret a thousand times to die.直译为：我遵从我内心的想法，即使要死千万次我也决不会后悔。

张璐正是把中国汉语中的“九死”翻译成“thousand times”（上千次），考虑到了西方文化中的“期待视野”，这样的翻译很地道，也很容易被外国记者所理解。

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向本族语读者介绍外国文学或向外国读者介绍本民族的文学。

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本不知道译文读者是谁,因此,他只能对潜在的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行预测,目的是要让译文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译者必须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情趣,甚至政治环境,决定翻译的战略战术,有时不得不对原文进行“歪曲的重构”,造成偏离原作的“误读”。

当然，有些有意误读是译者运用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去衡量异质文化造成的，这必然会造成文化传播的偏差。

20世纪30年代,《简·爱》被译入我国，1935年12月伍光建从英文文本节译的《孤女飘零记》就是其中一种译本。

当时对外国文学的引进不仅仅以研究外国文学为目的,主要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评价作品并不被译者重视。

伍光建译本有一个极短的序言,针对作品的评价只有一句:“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之最高人格。

”这是20世纪30年代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有代表性的评价,它关注的是女子爱情及人格两个非常现实的方面,为以后关于《简·爱》的批评定下了基调。

以后近70年内，在各版本《简·爱》的译者序里不难发现,每个译者序里几十年不变的评价是关于对宗教虚伪性的批判，妇女要求独立的诠释。

直到2004年,《简·爱》中的精彩片断“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被选入上海市中学语文课本的“爱情如歌”单元,其中体现的不仅是爱情,更多是人的自尊、自重的人格力量,成为对学生的一种人生观的教育。

美籍华人叶维廉教授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指出“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化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文化在不同的文化模子中穿梭产生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导致文化产生变异原因之中以文化过滤以及因它引起的文化误读最为突出。

所谓文化模子，即以某种价值为原则为根据形成的历史生活传统。

这又让我想起了由梁家辉和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

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造车间，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被许大同（梁家辉饰）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控方雇佣的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用以证明移民美国的许大同有暴力倾向。

孩子身上刮痧后出的痧，也成了指控许大同实施暴力的有力证据。

在美国这种“文化模子”下，中国人心目中机智、敢于反抗天庭、追求自由的孙悟空，到了美国变成了“不守法”的公民形象；中国传统的疾病治疗方法——刮痧，无论怎样向美国人解释都难以是他们相信，它可以有效排毒、舒筋通络、调整阴阳，“出痧”是刮痧后的正常反映。

至此，许大同真的是百口莫辩，只得放弃孩子的领养权了。

显然，在文化交流中，消除“文化模子”的歧异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应怎样尽量减少“文化模子”造成的误读呢？在《跨文化之桥》一书中乐黛云教授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中说明了文化交流和文化过滤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