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

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

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

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

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

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

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

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

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

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

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

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

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

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

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

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

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

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

《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

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死，人言蝼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

[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

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

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

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该如何评价它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

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

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

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

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

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

经世致用含华咀英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

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

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

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

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

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

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

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

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

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

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

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

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

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

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

选拔精英机制完善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

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

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

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

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

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

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

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

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

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

《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

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

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

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

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

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

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

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

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

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

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

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

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

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

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

废除科举兴利除弊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

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

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

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