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高中历史备课素材：关于氏族社会的一些问题由猿到人的转变，不仅伴随着文化和艺术的产生，还导致了氏族制度的形成。

因为人本是社会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社会性，而氏族制度便是人类第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形式。

氏族是由类人猿的群体转化而来的。

但人类的氏族又不同于类人猿的群体，相对比较固定。

氏族是按同一祖先的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它是原始人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几个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往往联合成为一个大氏族，即所谓的胞族，几个大氏族又常常联合成一个部落，这就构成了所谓的氏族制度。

人类的祖先是南方古猿。

但是，学者们研究说明，在南方古猿的遗址中很少有存在氏族的痕迹，也就是当时还不存在氏族或氏族制度，因为至今尚未发现古猿的大规模集中的文化遗存。

当古猿进化到早期猿人阶段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便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并在文化遗存中找到了证据。

在肯尼亚图卡纳湖东岸的一个遗址中，发掘出大约180万年以前的，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在内的一组石器，以及大约2100块属于至少20只脊椎动物的骨头和工具，它很可能是早期猿人群体生活的旁证。

在奥都威峡谷遗址，第一层的年代大约在220万－150万年前，包括了古猿和能人的大量遗存，在115、1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4000件遗物和骨头。

这些遗存集中在一条长宽约4、57米的地带。

有人推测，它很可能是一个古代狩猎一采集者的“营地”。

能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至今还不能从考古资料中找到明确答案。

但我们知道，多数灵长类动物的确是存在社会性的，如前所述母兽和幼兽之间存在着亲和力。

因此，从少数已发掘的能人的“营地”可以猜测，能人是倾向于群居的。

典型的狩猎－采集者群，是一个大约由25人或假设干个家庭构成的群体，但能人还不是典型的狩猎一采集者群，因而还不能按典型的狩猎一采集者群的方式生活。

150万－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是氏族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

因为这时人类的进化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运动系统已发展到完全能直立行走，而且在智能系统方面有很大进步，其脑容量达800～900毫升，这使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手斧和火的普遍使用，使原始人获得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

与这个时期有关的遗址中大量兽骨被发现。

在周口店的遗址内，清理出了至少96种不同的动物遗骨，而在西班牙的安布罗那遗址中，也有30－35只被肢解的大象的遗存，它不仅反映了狩猎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说明一种典型的“狩猎－采集”经济形式正在原始人中趋于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原始人的生活和活动，不能不采取某种有组织的形式。

根据人类学家对现今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进行的田野调查而获得的民族学资料可知，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应当是血缘家族，因为“血缘”乃是制约人类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纽带。

而血缘家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在族群内实行群婚，只按辈分设立限制，即同辈之间皆可通婚，而长辈与子辈之间不可通婚，从而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通婚。

这种婚姻制度，既要求族群生活相对集中，又要求在族群之内设立一定限制。

在已发现的这类遗址中，最为典型的遗址有以下四个：第一个在法国，大约30万年前的一系列椭圆形棚屋，这类棚屋一般由8－15米长、4－6米宽的浅穴构成，在其中一端有人口。

在清理这些坑穴时，发现了不少直径大约7厘米的柱子，是用作建造墙壁之用的，柱子基部用一排石头加固，一些棚屋中央有火塘，屋内有大量野牛、牡鹿、象和小啮齿动物的骨骼，在地上还有铺放兽皮的痕迹。

这些棚屋显然是人类群居，然而又有所规范的住所。

第二个是在德涅斯特河谷莫洛多瓦1号村落遗址的第四层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多炉灶固定住宅的遗址。

此处发现的炉灶住宅平均面积为80平方米。

第三个是1908年在法国一个山洞中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近年来的进一步发掘说明，此洞可能曾被专门作墓地之用，而当时人类的生活住所都在别处，但墓地是由十几处墓坑和假设干墓墩组成的。

这些墓葬，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人类群居但又有所隔离的生活方式，是这种生活方式在另一个世界的表达。

第四个是1927年发现的中国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从人骨化石中清理出属于40具男女老幼的个体，除了96种哺乳动物的遗骨外，洞穴中还发现了朴树籽的遗存。

它不仅说明“北京人”已进入狩猎－采集生活时代，而且已存在某种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组织形式，否那么这么多的人能长期住在同一个洞穴内，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既要以群体形式居住在一起，又要对这种群体生活加以限制，是要以相当复杂的思维能力作为前提的，甚至还要通过语言把这种思想传达给旁人，否那么可能难以形成习惯。

这可以从“尼安德特人”墓葬的发现得到证明。

在这些墓葬中发现的花粉、红土、陪葬等遗存，特别是在俄国中亚的铁西克·塔什山洞发现的在死者身边排列着几对山羊骨的事实，不仅意味着宗教观念在人类思考中的萌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秩序的反映。

特别是莫斯特人的这样大的公共住宅的存在，应该与母系氏族公社有关，因为它要求仔细规定男女性别之间的关系〔禁止乱伦〕，要求确定一种年龄范畴转向另一种年龄范畴的情况。

总之，这些都可以看作当时人类由原始群向氏族发展的旁证。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制度显然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不可能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因为在这些遗址中还未发现明显的女性崇拜的遗迹，而女性崇拜或生殖文化是母系氏族存在的主要标志。

在原始的条件下，在各原始群的竞争中，一个种群要战胜其他种群，而不被其他种群所消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联盟，扩大本种群的力量，争取数量上的优势。

而实现联盟的方式，不外乎建立经济上的或血缘上的联系这两条渠道。

但纯粹出于经济原那么的联盟只能发生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而原始群当时还处于狩猎一采集时代，不可能存在以一定生产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因此这种联盟最初只能通过联姻来实现。

为了使联盟获得稳定，联姻就必须制度化，具体表现即禁止“族内婚”，而以“族外婚”取而代之，但仍属母系。

到了4万至1万年前，当石器时代进入晚期时，一系列妇女雕像的出现，既是人类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氏族制度形成的标志。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晚期智人阶段的中国山顶洞人和法国的克罗马农人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

当时，男人主要从事渔猎活动，收获很多不稳定，妇女那么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对氏族的生存起飞丰重要作用，成为氏族的主体，氏族的血统自然按母系划分，氏族首领也由妇女担任。

我国西安的半坡氏族聚落遗址是研究母系氏族社会典型的定居村落。

在大约距今1、1万年，即公元前9000年左右，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气候渐趋变暖。

这时，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狩猎和采集时代过渡到定居和农业时代，这一转折在历史上称为“农业革命”。

在这个时期，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磨光石器和陶器出现。

石器经过磨制，器形变得更加准确、合用、锋利，还可重复磨制并保持锋利，这为以后的农耕准备了劳动工具。

陶器既可用来盛物，也可用来浇水，也是发展农业的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新石器是在巴勒斯坦纳吐芬发现的石镰、长柄锯齿镰、磨盘、皿、杵等。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

在新石器时代，除了有农业和畜牧以外，也出现了磨制石器、陶器和纺织。

那么，人类是怎样走进农业社会的呢？首先是作物栽培的开始，其次是野生动物的家养；三是人类由动荡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

在此之前，人们的食物来源靠的是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野生植物和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不可能太稳定。

而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养殖，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狩猎和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

什么野生植物可以栽培，什么野生动物可以饲养，人类对此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人类学家一些古代遗址中发现谷物遗存都是大麦、小麦之类的野生品种，而发现的农具如石镰、磨盘和皿、杵等都是用于收割的，说明当时人类虽然还未真正开始其作物种植，但已把可供选择的植物食品来源集中到某些野生品种上。

无独有偶，在肉类食品来源的选择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一处遗址中，人们发现野山羊骨几乎占了全部兽骨的76％，说明当时人类狩猎活动已把目光集中于某些野生动物。

它说明，农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到来的，人类对作物和动物品种有一个认识和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即农业和畜牧业发生的过程。

据测定，从公元前1万年持续到公元前80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有关的最早遗址。

一般认为农业文明的首发之地可能是在西亚。

有人在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两河流域撒威·切米·沙尼达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一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90％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畜牧业在西亚兴起的证据。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和地区，对野生作物的人工栽培也已开始。

如在幼发拉底河畔叙利亚境内的穆勒贝特，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8500年左右的村落，而在该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原来只在内陆丘陵山区生长的野生小麦的遗存，但在这个占地约2、5英亩的村落附近，却未找到从事农业耕作的确凿证据。

说明这些谷物种子是人们从山区带到这里并予以撒播的，虽然当时还未培育出真正的农作物，但作物种植的观念和实践却已开始了。

各种迹象都说明，西亚也是作物栽培即农业的正式发源地。

作物栽培和动物养殖在最初大多是偶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分别进行的。

但谷物和肉类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食品来源，是很难把它们分开的，所以在真正的农业定居地农业和畜牧业二者总是相伴而行的。

在已发现的属于公元前7000年以后的遗址中，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事实已可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位于西亚的这类遗址尤为明显，因为从公元前7000年起这一地区迅速走进农业时代，其典型位于伊拉克东北部扎格罗斯山麓的贾尔莫，属于大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遗址，这里是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代表，它由焙干的泥土盖成的25栋房子组成。

在这个遗址的沉积物中，既发现了大量大麦、小麦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发现了大量绵羊和山羊的遗骨，但其中只有几个野生动物的骨头，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

其经济的特点是：农业耕作过程已包括从种到收的各个阶段；肉食来源已主要取自家养而非狩猎；动植物都已出现了人工培育的品种。

可见，当时人类虽然还进行狩猎，但农业和畜牧业已占据主要地位，并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农业革命会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首先发生于两河流域？学术界至今未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

有的学者认为，最后一个冰期后，西亚渐趋干燥，于是人类和动物向草木旺盛的绿洲集中，促成人、兽、草三者的接近，引发了农业和畜牧业，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城的兴起，被看成是这一解释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