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高考关于古典诗歌鉴赏的命题，往往是唐诗和宋诗交错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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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唐诗和宋诗的典型作品，我们就会发现，题材相同而它们的侧重点则不同。

一般的说，唐诗多具抒情性，而宋诗多具哲理性：１．同写庐山：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题西林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哲理：只有居高临下地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不被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２．同写桃花：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入此中来。

惠崇春江晚景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哲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及时体察到事物的发展变化。

３．同写春色：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游园不值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压抑茁壮成长。

４．同写冬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

雪梅卢梅坡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哲理：人们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５．同写农家：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游山西村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

哲理：事情似乎走到绝境，令人一筹莫展；只要充满信心，就会出现机，就会有新的希望。

６．同样以水为喻：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观书有感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哲理：任何成绩的取得都是有其原因的，其中都有规律可循。

７．同写江河：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哲理：新生事物刚刚萌发，就有人敏锐的觉察到，并争相追求。

８．同写读书：杜甫：昔甫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冬夜读书示子聿陆游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哲理：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学习不能只靠书本，只有亲身实践，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９．同写江南：杜牧：千里莺啼绿映江，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题临安邸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哲理：人不能骄傲自满，优秀之上还有优秀。

追求完美，永无止境。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得出如下结论：唐诗重抒情，宋诗重哲理。

宋诗不及唐诗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谈艺录·诗分唐宋》）其实，这是一个两可的问题，就是说，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

对于关心社会、跟现实密切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必然烙上朝代的印记；而对于那些不太关心社会、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人而言，影响他们诗歌创作和风格的主要因素则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禀性。

纵观文学史，那些艺术造诣精深、影响深远的诗人，多数是社会、跟现实有着密切的。

因此，我认为，诗分唐宋的传统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

时代影响诗人及其创作，有各种途径。

仅以唐宋而论，赵宋朝廷在政策上对士人相当优待：太祖赵匡胤在即位的第三年就秘密镌刻了一块誓言碑，告诫后来的继位者，要遵守三条立国方针，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人的生命有了安全保障；宋代的科举选士制度也向士人敞开大门，使他们有比唐代士子更为广阔通畅的进身之路；对已经步入仕途者所提供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唐代士人所望尘莫及的——仕途较为顺利、最后官拜二品尚书的白居易，在诗歌中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俸禄数额，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宋人洪迈对此不以为然，仍然说白居易立身廉清，家无余积（见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

但是，宋代有一点是无法跟唐代相比的：唐代几乎没有任何言禁，文艺创作完全处于自由发挥状态。

这就是洪迈所说的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为此，洪迈列举了很多例子。

有：白居易《长恨歌》等讽喻诗、元稹《连昌宫词》，都围绕着唐明皇展开叙述、议论；杜甫更甚，《兵车行》、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大娘舞剑器行》，整篇都是这类内容；杜甫诗歌中，涉及这类内容的散句就更多了，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法歌声变，满座泣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等等等等，难以尽举；其他的，如张祜的《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东》、《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挐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保鸟]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李义山的《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等诗，也都是写开元天宝年间之事的。

白居易、元稹、杜甫、张祜、李义山等诗人的那些作品，那些诗句，用今天老百姓的话说，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儿有伤口偏往哪儿撒盐；用官方语言，则是给伟大时代、英明领袖抹黑，居心不良，用心险恶。

匪夷所思的是，所有这些唐朝诗人，没有一个曾经因此受到过任何朝廷和评论界的责难与惩罚，毫毛无损。

洪迈在列举了上述诗人、诗作之后，来了一句画龙点睛的结束语：今之诗人不敢也。

（见其《容斋续笔》卷二）宋代诗人之所以不敢，是因为不允许，朝廷不允许。

不但宋代朝廷不允许，宋代以后的所有朝廷，没有一个是允许的。

唐诗之不可企及，其根本原因或许正在这里？唐诗主情主气势，宋诗主理主议论——宋诗部分宋代诗人约七千余家，今存作品约二十余万首，无论诗人与作品，都是唐诗所不及的，因而宋诗是我国一宗巨大的文学遗产。

关于宋诗艺术及其价值的认识，自严羽《沧浪诗话》提出批评以来，即存在很大的争议。

而争议的焦点则是唐诗与宋诗优劣的评价，其历时之漫长与双方的壁垒之森严，都可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公案。

一、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首先，北宋的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

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别。

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分，而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则成为了这批人的共同特征。

2、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开始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成为风气，这就使得本已官僚化的士大夫们，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分。

3、再来，随着随唐五代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自中唐开始的儒学复古运动思潮，在反复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斗争中，从佛学中汲取了大量资料，完成了汉儒章句之学向宋儒性理之学的变。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促进了儒、释两种思想的调和，所谓外儒内释。

（亦有外儒内道之说）4、此外，唐代的那种以浑雅空灵为主要风格的诗作已经达到了及至，如果宋人还沿袭这种风格，则根本无出路可言，这就迫使他们求新求变而不同与唐人，重新走一条不同于唐诗的路出来。

而且唐诗的路太宽广了，有些宋人并不满足于对唐诗的修修补补。

二、宋诗的特点1、首先，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

这里所谓的文，其实就是指散文，而我们都知道，散文和议论又有着紧密的，而这种，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点——形象性。

富有思辩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之时，我们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自己的形象（宋人许多的政治诗、咏史诗）。

二是多议论，当它们用比喻来表达时，也就成了充满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的说理。

同时又因为时代政治的争辩，和疑经惑古的风气，宋人好议论则更为普遍。

2、其次，以才学为诗。

宋诗好用典，这突出表现在以江西诗派为首的诗派中。

宋代诗人多博学之才，他们高层次的文化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这也正反映了宋诗的特色。

用典其实可以让读者更准确的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而用典这一风气的形成与学术、文化的昌盛也是有关系的。

3、再者，讲求理趣。

苏轼曾言：物固是理（《答俞梏书》），又曰：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

（《上曾丞相书》）。

宋代诗人越来越自觉深入到细腻的哲理思索和人生体验，特别擅长使用日常生活场景抒发哲理，他们将平凡的世俗事件升华为某种人生哲理，从而描写出具有哲理意味的画面。

他们认为追求平淡自然，抹去文字表面的色彩，就自然会追寻字面深处包涵的深蕴。

4、最后，总得来说，上述的三个特点并不是自宋朝才开始的，而是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至少都可以追溯到杜甫。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曾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而对于哲理诗而言，宋朝之前亦已有之。

六朝时期的玄言诗，唐代王维的禅理诗，都可以说是纯粹的哲理诗。

但都未能真正形成哲理诗的诗风。

而是直至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善于不时在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出现精警的富有哲理意味的诗句，揭示盛衰交替的客观规律，回味往事所带给人的哲理感受。

宋人成功的哲理诗，或称理趣诗，主要是由刘禹锡的这种不脱离意象的哲理诗处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