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制对西方法制的吸收与借鉴综述由于香港曾经长期为英国统治，香港法律对西方法律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对英国法律的继受。

香港法直接、全方位、大量继受了英国法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本土的判例法和制定法，从而形成了一套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完备的法律制度。

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香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是华人习惯和宗族规范，并且有大量民商事法律关系领域没有法律加以调整。

刑事案件则适用《大清律例》。

英国统治香港以后，1844年香港《最高法院条例》规定英国法律适用于香港。

自此，英国判例法和制定法开始“种植式”的移植到香港。

①判例法是英国法律的主要组成部分，代表了英国法的传统。

香港当然继受了英国法的这一传统，在许多重要的法律关系领域几乎全部继受英国判例法的内容和体系，从而形成了许多具有普通法法系特色的法律部门。

制定法也是英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法对判例法起补充或修改作用。

香港制定法分为条例和附属立法。

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法律称为条例。

附属立法通常由行政机关制定，其内容规定相应的规则、细则等辅助条例的实施。

在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条例大多是仿照英国制定法而制定，在内容和体例上与英国制定法大致相同。

一、契约法在契约法法律部门，香港几乎全部继受英国契约法的原理和体系。

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英国契约法上的对价原则。

在英国，对价是伴随着违约损害赔偿诉权而出现的。

16世纪的英国各种不同的关于契约的诉讼形式都要求有契约以外的因素证明其可诉性。

而当时商业行为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待履行契约由于缺乏印签、交付特定物等外在形式而得不到救济。

在1602年斯莱德案件（Slade’s Case）中法官确立了违约损害赔偿诉权作为非正式契约的诉权方式。

在违约损害赔偿诉权中对价就是证明这种诉讼形式可诉性的外在因素。

②对价原则是指任何人不应无故得益，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有某种回报。

1875年Currie v. Misa充分体现了对价的内涵：“合约一方获得的某些权利、利益、利润或好处，或是另一对方须付出或承担的宽容、损害、损失，或责任。

”③英国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通过一系列判例形成了有关对价制度的若干规则，如：（1）对价无需相等；（2）过去的对价无效；（3）履行原有义务不能作为新诺言的对价；（4）平内尔原则；（5）不得自食其言原则。

英国关于对价制度的这些原则都为香港法所接受。

二、财产法在财产法法律部门,香港财产法承袭了英国财产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以及许多具体制度。

在英国，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

这种划分与不同的诉讼形式有关。

在12世纪，英国财产的诉讼形式分为对物的诉讼和对人的诉讼，对物的诉讼可以确保原告重新获得被侵占的原物。

这种能通过对物的诉讼而请求返还原物的特定财产称为不动产。

如果诉讼的结果只能使原告获得损害赔偿，而不能使原告重新获得原来的财产，这种诉讼称为对人的诉讼，而相应的财产称为动产。

后来两种诉讼程序消失了，但是这种对财产的划分方法保留了下来。

④根据这种不同类型的诉讼形式所划分的动产和不动产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动产和不动产的含义。

在英国法上不动产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附着或产生于土地之上的权利，如土地通行权、土地收益权等。

香港财产法继承了英国财产法这种不动产的概念。

香港《物业转移及财产条例》第2条界定的土地财产不仅包括土地、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于建筑物上的实物，①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普通法的扩展类型有三种：种植式、移居式和征服式。

他认为，印度和香港属于第一种，美国属于第二种，南非属于第三种。

②王延川：《英国对价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当代价值》，河南大学学报，第51卷第4期，第69页。

③徐静琳著：《演进中的香港法》，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④赵秉志主编：《香港法律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4页。

还包括土地及其上的任何产业权、权利、权益或地役权等。

信托制度是英国衡平法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

香港信托法与英国信托法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在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信托制度的很多规定都是直接适用英国的判例和相关法律规定。

如香港信托法和英国信托法根据信托的目的不同都分为私人信托和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是指以非特定的多数人为受益人，以刺进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为目的设立的信托。

但是香港法并未规定怎样界定法律意义上的“慈善性质”。

对此，实践中法官界定慈善信托时通常参考英国法上的标准。

这些标准包括英国1601年《慈善用途法例》上规定的慈善范围、大法官Lord Mac Naghten 在Pemsel一案中对慈善信托所作的分类以及1958年《娱乐慈善法例》关于慈善信托的规定。

①此外，英国通过判例形成的信托法原则判例构成了香港信托法最基本的规则。

如1975年Re Kayford Ltd案件确立了设立明示信托时必须具备“明确的意图”这一要素的原则；在1925年Blackwell v. Blackwell案件中法官对信托有效的判决实际上是承认了半秘密信托；1972年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sultant v. Cooley案例以及1990年Nanus Asis Co.Inc and Another v. Standard Chartered Bank这些通过英国判例法所形成的规则构成了香港信托法的最基本的规则。

在制定法方面香港信托法也受到英国法的影响：香港《受托人条例》和《司法受托人条例》在内容上分别与英国的《受托人法》和《司法受托人》一致。

香港信托法将英国大法官Lord Macnaughten在Commissioners of Income Tax v. Pensel(1891)一案中所划分的四类公益信托的目的——救济贫困、促进教育、提倡宗教、其他造福社会的行为——加以细化，在《注册受托法人团条例》里将“公益信托”归②为七个方面：救济贫困；促进科教文艺研究的发展；用以帮助，包括治疗、预防和照顾疾病、伤残及孕妇等；促进宗教发展；任何教会的目的；促进社会公德和市民身心健康；其他对社会有益的目的。

三、侵权法香港侵权行为法基本沿用了英国侵权行为法。

③通过一系列英国侵权行为法判例形成了香港侵权行为法的基本体系。

例如，法定权利是香港侵权行为法上的一项免责理由。

法定权利免责是指一项行为如果具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或是法律明文准许的，只要行为人没有过失，则不能对该行为人造成的损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这一免责理由是通过一系列判例建立起来的。

在1867年Hammersmith & City Railway Co. v. Brand一案中，被告建造了一条铁路，此后列车行驶的噪音、震动和烟雾严重影响了原告不动产的价值，法庭认为，被告无须负赔偿责任，因为被告的行为是基于一项国会法律的授权，而该损害是法定授权行为的必然后果。

此后如果一项行为无法律明文准许，而按法律准许的行为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也被视为法律准许。

在1881年Metropolitan District Asylum Board v. Hill一案中，被告经授权买地建造天花病医院，原告以在居民区建造天花病医院造成妨害为由提起诉讼，法庭认为，被告虽然有权建天花病医院，但应以不妨害居民的正常生活为限，因为该项授权是有条件的。

这一判例对法定权利进行了合理限制，即如果一项法定权利是酌情行使的则该项法定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妨害他人合法权利的行使为限。

在法定授权范围内行使司法或行政等职务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可以免责，但是执法者必须证明其职务行为有法律的授权。

在1965年Tse Soon-cheung v. Ross一案中，当原告将其车子停在自己的园地上以阻拦非法侵犯者的车子进入此地时，警察因非法侵犯者的请求，将原告的车子拖走，于是，原告以其动产被侵犯为由索求赔偿。

法庭裁决，被告警察的行为构成侵权，理由是，法律授权警察有权清除连接公路的私人土地上引起争议的物品，以及有权清除公共通道上造成堵塞的车辆，但此案中，在私家园地内放置自己物品的行为不属于警察干预的职责范围。

④这些英国法上的判例被适用于香港从而形成①赵秉志主编：《香港法律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38页。

②徐静琳著：《演进中的香港法》，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③徐静琳著：《演进中的香港法》，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④徐静琳著：《演进中的香港法》，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1页。

了香港侵权行为法上的法定权利免责原则。

严格责任是英国法上的概念，严格责任在英国侵权行为法上最重要的判例是Rylands v. Fletcher一案。

在该案中，被告为了给其工厂供水，雇佣独立承包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兴建一个蓄水池。

在挖掘过程中，承包人因过失没有注意到邻近有一个废旧矿井。

施工碰到与原告矿井相同的旧矿井，但当时未引起警惕，只是填上一些土了事。

到蓄水池灌水以后，水通过坑道淹没了原告的矿井。

由于这次事故不是被告活动的直接的和最后的结果，故原告不能以非法侵犯起诉，又因当时独立承包人的雇主对在工作中产生的妨扰不负责任。

因而也不能以妨扰罪对被告起诉。

但民事法院认为被告应负责任，被告不服上诉，上议院维持原判。

这个判决引出了严格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带东西到自己地里，或者在自己的地里堆积和存放任何东西时，如果这些东西一经泄露就很可能会损害他人，那么就要自负风险地把这些东西放好。

如果没有这样做，根据上述表面事实，他就要对所有因之自然造成的损害结果负责。

香港侵权行为法继受了英国法上的严格责任。

四、刑事法香港刑法同英国刑法一样没有一部统一的刑法典，而是由一系列制定法和判例法组成。

18世纪以来英国立法机关对其刑法作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制定了刑事法令，将原来由普通法规定的犯罪成文化。

香港刑法受到英国刑法的影响制定了大量的单行刑法，许多具体罪行和刑罚都规定在单行刑法中。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各国刑法普遍确立的基本原则。

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有所不同。

在大陆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大多规定在刑法典中，认为刑法的表现形式只能是正式的法律。

而英美法系国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罪刑法定原则大多规定于宪法性文件中并通过判例制度表现出来。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罪刑法定原则发挥着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罪行法定的实现。

在香港，罪刑法定原则主要通过判例法体现。

香港刑法中关于犯罪意图主要分为：故意、轻率、和疏忽。

在在英国刑法上，故意的含义是通过一系列判例加以明确的。

Hancock and Shankland (1986) AC455、Nedrick (1986)3 ALL ER 1、Walker and Hayes (1989)90Cr App R 266等判决认为故意的含义包括了目的、欲望但又并不与它们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