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战斗文化内涵姓名：刘安泽学号：1111059队别：新闻系八队《孙子兵法》中的战斗文化内涵《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一部揭示战争规律的兵学圣典它在军事上的贡献曾一度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
《孙子兵法》共十三篇，系统的论述了军事学的主要问题，具有很高的军事文化内涵。
《孙子兵法》中阐释了许多战斗思想，有致人，仁诡，任势，虚实，奇正，专分，久速，示形，迂直，攻守。
致人，就是所谓的“致人而不至于人”，就是能调动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控制，讲的是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或者说是军队的自由权，对战斗的驾驭权，对局势的控制权问题。
军事斗争的一切谋略都是围绕争夺战争主动权站开的。
所以致人是中国古代战争力量使用理论中居于首位的范畴，它制约着其他各范畴，它与中国古代军事战略理论体系最高范畴“胜”联系最为紧密，致人则胜，至于人则败。
主动权问题至今仍是制胜的铁律，是军事课题研究中首位的问题。
任诡，在《孙子兵法》中既讲诡，又讲仁，它的仁主要体现在进步的民本思想和人道主义上。
它提出仁是将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认为“非仁者不能使间”，这可以说明它重视仁，施行仁，但同时也知道光靠仁是打不赢战争的，要打赢战争，还必须使用诡道。
所谓诡道，就是军事欺骗，避实击虚，奇正相生。
在孙子看来，打不赢战争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在战争中使用诡诈是无可厚非的。
仁与诡互相界定，互相为用，以取得和保持战争的胜利为目的。
任势，就是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
《孙子兵法》中的势既包括军队正面冲击力，还包括伴随着这种强大冲击力而产生的多向威慑力，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作用的力，自然界因各种差异形成的里等。
要任势，首先是要充分发挥主观的力量；其次是正确分析形势，充分利用客观矛盾之间互相作用的力量以达成我之目的。
虚实，指的就是敌对双方兵力的大小，众寡，士气的高低，凝散，军队的治乱，劳逸，兵势的锐钝，勇怯，部署的主次，坚瑕，是对战双方力量对比状况的本质概括。
在概念上知道什么是虚实并不难，难的是在实践中认识敌人虚实之所在。
对敌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同时也要须防备敌人用同样的策略来对付自己，为防敌人攻我之虚，就要善于示假隐真，虚虚实实，使敌莫测。
奇正，《孙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胜”，即以正兵迎敌，以奇兵取胜，强调“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是第一个完整的提出了奇正范畴。
奇正是关于如何针对人们常规思维所形成的定势，用超常思维方式取胜的一种谋略。
一般的说，符合常规的为正，超出常规的为奇。
从兵力部署上看，担任常备任务的是正，机动力量为奇，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公开对阵为正，暗中偷袭为奇，军事心里上，合乎常理的为正，出乎常情的为奇。
其中关于奇正和虚实的关系，有认为“奇正在我，虚实在敌。
”实际上，我亦有虚实，敌也有奇正。
所以，善于根据情势灵活使用奇正，奇正相生，变化莫测，这样才会“正亦胜，奇亦胜”。
专分，它的精义是集中我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灭。
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之敌。
毛主席的用兵之法正是效仿的专分。
可见《孙子兵法》中的作战策略同样能运用到现代战争，并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当敌人同样集中兵力的时候就不要与敌人针锋相对，而是将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各个击破。
但是，孙子强调集中兵力，并不是说兵力越集中越好，绝对排斥分散。
在实践中，分兵常常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是必须。
问题的关键是指挥员要善于“以分合为变”，即善于运用变化分合的手段，使敌莫测。
久速，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兵贵神速。
兴师动众，出兵千里的战争，时间一旦过长国家会承受不起。
从战争自身角度来说，只有突袭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军队的速度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元素，部队的集结，行进，进攻的速冻都决定了战争的胜利。
速则有力，速能乘机，速可制胜。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胜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只见持久之害，却未见持久作战对己方的优势。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持久战，这也是毛泽东的军事作战思想。
“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之持久”，正是这一原理。
示形，这是中国古代战略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术语，基本含义就是通过伪装达成战略欺骗，使敌方产生错觉，做出错误的判断。
《淮南子兵略训》中说：“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强，示之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先忤而后合，前冥而后明。
若持之无迹，若水之无创。
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见非所谋也，举措动静，莫能识也。
若雷之击，不可为备。
所用不复，故胜可百全。
”《李靖问对》中说：“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
”这些讲的都是示形之法。
示形是制定和实行战略时必须遵循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今天，仍是必须要掌握的。
迂直，“军争之难者，以迁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意思就是使用间接手段和直接手段。
走远路的不一定比走近路的慢，远路虽路途远了一些，但险阻少，敌人少，通过时间反而会短。
直路上险阻多，敌人多，通过时间就会长。
迂其途可以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达到制胜的目的。
这是战争指导的重要原则。
在现在的战争中也有体现，美军在与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同样使用了迂直的战术，美军陆战队避开伊拉克正面防线，从其侧后进攻，可见这思想在今天仍是大有作为的。
攻守，它是作战的基本方式。
中国古代战略理论既强调进攻，又注意防守，从而形成较为完善的攻守理论。
《孙子兵法》中认为“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其疾如风，动如雷震”，进攻最好的方式就是突然袭击，为达成突然袭击的目的，要求秘密决策，隐蔽准备，必要时，实行纵深奔袭。
在《孙子兵法》中更青睐于攻。
但这并不代表《孙子兵法》只强调攻，它也主张善守，“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为了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反对防御的人多，同样也反对没有防御，要把兵力放在重点守备上，并掌握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适应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其次则是利用地形够好防御伪装，欺骗敌人；再次，要灵活运用兵力，调动敌人，反守为攻，或是坚守不出，使敌不得与我战。
在攻守问题上，古人既主张先发制人，也重视后发制人。
如范蠡的“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
”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都是后发制人。
《孙子兵法》中的这十条是古代军事战略思想的精髓，不过在今天仍起着很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军事战争中还是人们的文化生活中。
《孙子兵法》的现实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兵法的本身。
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生生不息的文化。
《孙子兵法》的字里行间所传承的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
这些文化已经遗传到我们的骨髓里，并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孙子兵法》清晰地展现出先人对战争的态度，以及某些深层的民族文化心态。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比战争更能够深层的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也没有什么书，可以像兵法这样毫无掩饰地说出对“敌人”和战争的态度。
从文化的高度来研究《孙子兵法》，我们便可以本质地认识它的理论意义，从而找到它在政治和军事中的现实应用价值。
在面临全球化的今天，离开文化而谈政治和军事，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战争的文化起因往往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从一方面看，历史上的战争总是发生在同源文化的国度之间。
从另一方面看，战争总是带有突出的经济目的。
如果因此而否定战争的文化起因，其实是忽略了文化认同的物质性。
文化认同的最终体现，并非指抽象在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之上，它需要具体地同意在“国家”的意志之上。
“国家”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它总是力图最先把那些游离于它之外的同种文化或相似文化，强力地纳入它的版图，由此产生的战争正是文化为了最终实现自我统一，而采取的强力手段。
文化的统一性，表现为文化，政治，经济的高度统一。
《孙子兵法》根植于华夏古老的农耕文化，相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农耕文化的扩张性要小很多，他几乎没有毁灭异己的意图。
这种文化特性也体现在《孙子兵法》战争观的“慎战”思想之中。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说《孙子兵法》是一部教人打仗的书，还不如说它是一部从文化上约束战争的著作。
试想，成吉思汗当时抱着这样一部兵书，而遵循它的文化思想，他也许就不会侵犯中原，也不会达到欧亚大陆去。
当然也就不会有他的胜利。
然而，古今中外的这种缺乏文化根基的穷兵黩武，最终能够为民族带来什么呢？《孙子兵法》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它对战争的“顾忌”，这种“顾忌”并非只是出于民族自身负担的考虑，它的确还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精神。
它的文化贡献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它所阐述的理性战争观念已经超越了军事的成面。
它在军事上的贡献曾一度加速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
中国21世纪的国际文化大战略，是以文化为目的，从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的跨世纪战略。
《孙子兵法》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首先是运用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建立本民族文化，政治，经济高度一致的国家形态，同时应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按照“上兵伐谋”的行动原则来制定我们的对外战略。
在文化战略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必须是新文化的高度体现，《孙子兵法》在文化战略中的现实应用也必须本着民族大义的精神，总体上谋求国际互信的合作关系，局部可根据战略需要采取权变或战术性的对抗，以求得整个态势的平衡。
这样可以达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兴盛繁荣。
《孙子兵法》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仅是战略战术上的帮助，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帮助，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它会给国家的稳定发展带来诸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