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

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

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

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

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

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

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

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

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

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

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

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

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

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

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

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由人格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中国士人人格有了全新的范本。

魏晋名士生逢乱世，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面对现实的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他们对越来越流于繁琐、荒诞并沦为政治工具的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开始“非汤武而薄周孔”，倾心玩味“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逐渐接受了消极避世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

阮籍、嵇康因对司马氏集团标榜名教而实际篡权的行为不满，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的“自然”，指个体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也即未进入社会关系、未经社会礼法规限的一种生存状态。

阮籍塑造的“大人先生”那种“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行形”的境界追求，就体现出他对个人“自然”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嵇康对“名教”、对社会公共礼法持强烈批判无疑也是出于精神生命的自由追求。

他们追求是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所表现出来的率性而为、任诞放达、落拓不羁，是名士们彰显自由人格的外在表现。

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整体特征是崇尚自然、纵情任性，其轻时傲世的怪诞行为多为当时礼法所不容。

他们就是以放达相标榜，并在酒的放纵中一再地向礼法和世俗挑战，经常作出各种违背儒家礼法行为的事，阮籍纵酒放达，不守礼法。

他在邻家美妇那里喝酒，醉了便若无其事的躺在人家旁边睡觉，在视男女之界为大防的当时，阮籍的这种行为是惊世骇俗的。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更是嗜酒如命，放浪形骸。

大白天脱得一丝不挂已经够惊世骇俗的了，他还发一通以天地为房舍，以房舍为衣裤的议论，讽刺别人进入他的裤裆里来，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其荒唐、任诞也确实非同一般。

但是魏晋士人的狂傲任诞，落拓不羁，不仅仅是一种风度，更是他们向假礼教和黑暗现实发出的愤激反抗。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奉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把“独善”的一面推向了极致，对中国的士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虽然身处政治黑暗的社会，却能在诗酒风流，水光山色、谈玄论道中去领悟人生的真谛，去追求生命的真境界，并把这种追求落实到行动上和日常生活中，他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张扬个性，任诞放达，回归自然，思想解放，“发现”自我，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

魏晋风度的那种自由洒脱、清远玄谈、超尘绝俗、风神飘逸的人格之美，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束缚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代表了中国人文精神中特有的诗意的人生境界，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