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代理词代理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经过庭前的调查取证和庭审质证，现结合案件事实、相关证据，就本案几个关键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能为参考：一、原告和被告之间发生工程分包法律关系，而胜某与本案无关。
根据被告提供的被告与某商贸公司签订的协议，被告作为承包人承包了多功能训练楼的装饰工程，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施工合同，被告又将上述装饰工程的一部分转包给了原告；可见，原告以施工人身份同以转包人身份的被告之间发生工程分包法律关系。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拖欠的工程款。
施工合同的落款表明，甲方是被告而不是胜某，虽无被告盖章，但授权书和报价表都有被告盖章，这足以使原告相信施工合同的甲方是被告而不是胜某，所以原告才同作为被告代理人的胜某签订了施工合同。
退一步说，即使胜某无权代表被告和原告签订分包合同，但胜某在被告公司的职务及授权书，都足以使原告相信其有权代表被告签订施工合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条的规定，胜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相关法律责任应为被告承担。
而且，事后被告在事实上也认可了该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的情况，首先，在原告进场进行施工直至施工完成被告从未提出异议；其次前期的工程款也是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
而被告提供的与胜某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项目管理责任书，是胜某和被告之间的约定，和原告没有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不能据此约束原告，也不能据此对抗原告的权益主张。
所以，被告主张胜某是本案被告，根本没有事实依据，这只是被告逃避法律责任的手段。
二、被告主张原告没有完成施工合同规定的义务，但被告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不应被支持。
首先，被告提供的工程施工图不能证明原告没有按施工图完成施工义务，这同被告的证明目的不符；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即工程量一览表，也不符合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上只有胜某的签字及施工的项目和价格，这不能说明原告没有完成施工合同中约定的施工义务，被告也不能据此证明这些施工项目是应该由原告完成或是所谓后续由其他施工队完成的。
其次，原告多次讨要工程款，被告只是告知是因为菏泽公安局没给所以不能支付给原告，而且，在原告施工完毕离场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被告及菏泽公安局也没有对原告的施工完成与否和工程质量提出异议，这都说明原告是按时按质施工的。
所以，被告虽然提出很多理由试图说明原告没有完成施工任务，但其提供的证据材料都不能合法、充分的证明原告没有施工完毕，被告提出这么多理由无非是不想支付原告工程款而已。
三、原告按被告的要求进行工程增项，被告应支付原告相应工程款。
工程原定为70日完工，但正因发包方有增加的工程要求，所以原告同所带工人将增项部分全部做完后在2011年3月22日才全部离场。
根据原告的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增项费用887780元。
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
原告与被告约定应支付原告工程款265万元，被告已支付37万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228万元。
再根据本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施工合同，被告应在原告完工后支付所有的工程款，所以拖欠的利息应从原告完工日后开始计算直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
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周信电话：152********日期：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篇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件代理词代理词尊敬的审判员：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现结合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向法庭陈述以下代理意见，请法庭予以参考：一，本案中讼争的焦点问题是该合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是否就应当必然作为无效合同处理？被告认为，这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如果简单机械的套用法律的某些规定处理案件，不仅会与立法的初衷相悖，而且也违反了活跃农村经济鼓励土地承包流转的国家政策。
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的民主议定原则，指的是在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或者国家所有但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进行发包事项时，法律规定必须经过村民会议的民主议定并取得村委会议的多数通过。
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中的民主议定原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以及最高法院相关解释，均先后对民主议定原则作了确认。
然而，问题又同时出现在最高法院1999年《规定(试行)》的第25条。
该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2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于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该第二款又规定：“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经实际作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以下对第二款称之为“但书”)。
至此，民主议定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效力的影响产生了变数，也即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并不必然无效，符合“但书”规定的两种特殊情形的，仍然得以维持效力。
问题的进一步产生，是2002年8月颁布、2003年3月1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进一步确认了农村土地承包应当遵循民主议定原则，但未采纳最高法院《规定(试行)》中的“但书”内容。
但是司法实践中也会碰到大量的承包合同纠纷，由于农村的现实情况，村民会议难以召集，村民会议的记录不规范，承包合同签订不规范等等情况，许多农民对村委会没有召开村民会议根本无法举证，有的当事人对土地也作了大量的投入，如果简单认定合同无效，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的甚至造成了矛盾的激化，被告认为，最高法院在2008年发布决定废止了规定（试行）等一批2007年以前的司法解释，废止的理由是已经由物权法和新的司法解释所取代，但问题是新的司法解释和以前规定不一致的地方当然是以新的规定为准，如果新的解释对有些事项未作规定，而以前的解释却做了较详细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法院参照适用以前的规定处理案件反而更有针对性，更能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
一般的观点都认为，民主议定原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发包违反该原则的，相应的承包合同视为无效。
最高法院的《规定(试行)》第2条和第25条第1款也是持这种态度。
然而，仔细地来考察三部涉农法律中关于民主议定原则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三部涉农法律中，其实并没有讲民主议定原则作为一项裁判规范加以设定。
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并不是每一个法律条文都可以视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只有构成裁判规范的，才能作为认定是否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依据。
所谓裁判规范，指的是法律条文直接对相关法律关系作出评判，法官可以直接依据条文进行权利义务裁判的规范形式。
我们平时所说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实就是裁判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又具体地表现为“违反……无效”，或者是“不得……，否则无效”的直接、明确禁止性规范形式。
而无论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原则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规范形式。
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根据这一条文，我们并不能直接演绎出、也难以间接推导出“未经村民会议多数同意的承包方案无效”的结论，而只能作出“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会议多数同意的，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所确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这样的法律后果。
二，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按照法理的精神，法院的判决不应当使无过错方受到不利益。
签订承包合同要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这应当是发包人即村委会的义务，而不是承包人的义务，承包人不可能自己去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去履行法定程序，无论从对政策法规的熟悉程度，还是人力物力条件，由承包人承担订立承包合同瑕疵所带来的不利益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应当说，即使本合同确实违反了民主议定程序，存在法律上的瑕疵，也应当是由村委会自行承担不利的后果，如果村委会自己的工作出了问题，为了弥补自身过错，平息村民不满的情绪，就强制已经做了大量投入并以此承包收益为生的承包人返还土地的话，那试问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如何体现，承包人的权益如何保障。
三，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在2003年3月1日实行，而本案中的承包合同是在2003年元月签订，依法还不能适用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应参照之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认定其效力。
好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第五章附则第六十二条对此类情况已做了明文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
按照本条，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不应当被确认为无效，应当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综上，农村土地承包是国家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承包合同中出现的种种法律纠纷，应当从立足现实照顾历史鼓励交易缓和矛盾的立场出发，予以妥善处理。
因此，恳请法庭综合考虑诸种情况，参考代理人的意见，对本案公平公正裁处。
篇三：买卖合同纠纷代理词代理词尊敬的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之规定，安徽至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的委托，担任其与吴勇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今天依法出庭，履行代理人职责。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案庭审调查已查明的基本事实，本代理人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被告双方之间具有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自2012年7月18日至9月16九次从原告处购买电力护套管，每次原告将货物送至被告指定的地点，被告验收合格并在销售单上签字确认。
销售单明确记载了买卖双方、日期、商品名称、数量、价款等事项，经过被告签字确认后，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提供的被告电话录音也证实了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尚欠货款131376元的事实。
二、被告主张原告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1、原告提供的货物完全合格，双方口头约定当场验货，被告在接受时已经检验完毕并签字确认。
根据该货物的性质及交易习惯，产品的规格及厚度是能够及时检验的，也不存在隐藏的瑕疵。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
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
”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五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