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一、《大都市》中的“妖妇”形象在《大分野之后》一书中，作者安德烈亚斯・胡伊森通过对弗里茨・朗阁的《大都市》这一作品的剖析，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刚开始对突然崛起的新兴技术感到恐惧并在最后将其成功制服这一过程中，男性目光对女性的支配，以及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支配这一社会现象。

“正是玛丽娅的复制、宗教象征主义的运用、技术化和身为女机器人以及弗雷德与女性、机器、性、技术的复杂关系，让我们找到了通往影片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想象的钥匙”。

本文将立足于第一点，即影片表现的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从男性的视角加以分析。

这种男性化的视角贯穿于整部影片，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线性地归纳。

片中的唯一女性形象玛丽娅具有两个化身，其一是具有圣母玛利亚色彩的、人类美好品质化身的真身玛丽娅。

这位真身玛丽娅是男性视角下女性之为女性所应扮演的无性欲处女或母亲的形象。

她是苍白的、脆弱的、容易受到惊吓的。

在弗雷德与科学家的斗争过程中，她作为被绑架的对象，等待着英雄的救赎，宛若童话中命运凄惨的公主形象。

真身玛丽娅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是安全的，具有不可侵犯的道德性，但同时也缺乏了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格。

其二是由科学家通过技术制造出的机器人玛丽娅。

影片通过由科学家制造出机器人玛丽娅实现了人类无母体创造生命的幻想。

影片中的机器人玛丽娅是性感的、鲜活的、充满挑逗意味的，但机器人也同时造成了大都会的混乱。

“一旦机器被看作是可怕的和不可言喻的危险，作家们开始把机器人想象为女性的。

……从强大的技巧中释放出来的恐惧和感知焦虑被重塑和重构为男性对女性性欲的恐惧。

”这样一个具有真人的色彩、人的生命的玛丽娅在片中被看作是“坏”的、具有破坏力的。

这是男性基于其自身对外部世界具有掌控性、支配性的幻想，对不可掌控的技术和女性力量所产生的恐惧和焦虑的反映。

虽然女机器人给大都会带来了颠覆性和灾难性的破坏，但从影片对结尾的处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男性视角下，父性的、父权的、男性的力量仍然控制了一切。

对男性具有不可抗拒的欲望，并制造了男性统治下混乱场面的机器人玛丽娅最终被处火刑，最后大都会获得了和平的崭新局面。

性感的、不可掌控的玛丽娅被处死，而无性欲的、圣母似的玛丽娅被留下。

“它用描述的方式把男性目光和想象加以主题化，从而开了为叙事电影所遮蔽的一个基本电影惯例。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确实有种以隐蔽或非隐蔽方式存在着的男性视角，即男性有能力并应当掌控一切，将女性放在从属的地位。

而女性主义，尤其是受第二波的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的女性主义思想，正是基于对此现象的发现和揭露，女性开始了具有针对性的抗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使其自身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长久以来，支配社会后现代性之为女性主义的出路文/朱波尔后现代主义面临的，同样也是女性主义所面临的合法化问题而并非其真正面对的危机，因为所谓的合法化，仍然是在传统体制基础上提出的合法化，而后现代真正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建立一种自身的、新的逻辑和新的局面。

这种新的局面里不再存在一种不变的“法”，而试图将一切归置其中或剔除出去，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合法化”。

女性主义也同样如此。

审美视点43的是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思想使得人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就是说，这种描述具有不可质疑的性质。

这一波女性运动的基调是女性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观念进行挑战和质疑，并要求消除两性的差别，以及各个领域对男女平等开放。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思想显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革命性，然而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理论又不可避免地有着其自身局限性。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过分强调了女性所受的各种迫害，女性在受害的基础上进行反抗，在这种反抗中，女性作为被压迫一方的形象愈发鲜明。

此外，基于女性问题在当时社会确实有许多具体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一阶段女性主义的诉求更多的是形而下的实际利益问题。

然而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快（例如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得繁衍可以成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男女同工同酬得以实现等），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后，原本在私人领域的生产开始走向社会化时，如何解决掩藏在实际问题背后的男性意识形态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

可以说这一阶段女性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所采用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宏观叙述结构，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的二分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只会将女性主义本身带入穷途末路。

人们如何在更复杂的范围内进行探讨，用什么模式，怎样中立地去探讨男性与女性的问题成为女性主义面临的最大考验。

二、后现代性与女性主义的结盟人可以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上生产的人，也可以说是经社会文明熏陶的人，但这些都仅仅是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对人进行的考察，都不足以挖掘出人之为人的表象行为上和各种潜意识心理上的深层次原因。

女性主义要在理论上保持批判性和前沿性，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女性对压迫的诉说和反抗上，需要的是在深度上对人，而不仅仅是对女性和男性两种性别进行探究。

可以说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结盟是必然的。

后现代主义区别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是一种扬弃式的进步。

现代主义是一门具有标杆性的哲学，它建立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上，拥有一个不可质疑的真理。

所以在现代主义中，必然有着起支配作用的一面，如真理、本质、高雅艺术，而将另一面排斥在作为“他者”的存在。

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平面化的哲学，其倡导的是一种多元的整合，没有绝对的准则，认为只存在适用于某一个特殊语境的、特殊区域范围内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相对于现代主义来说是一种更趋于平等化的思维方式，所以其与女性主义的结盟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寻求发展的一条出路。

人们普遍认为福柯和拉康的思想影响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形成，但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他们的思想是批判性地继承的。

下文将从两者如何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在后现代主义中如何寻找到新的支点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建立一种新的语言如前文所言，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盟之前，女性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女性在教育、社会生产、家庭生活等方面面临的不公平待遇。

然而，在这些可以看得见的实际问题背后，真正占据着支配地位的是否是男性本身？且这种支配是否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支配？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为研究女性主义创建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福柯看来权力有意向性却没有主体性，“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了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

”可以看出，福柯眼中的权力是分散的、是密布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区别于人们过去对权力、社会结构、国家统治的理解，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而是分散的。

这一观点在福柯所提出的“圆形监狱”中也可窥见一斑。

“圆形监狱”最早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它是一种环形建筑，被分隔成一个个囚室，囚室一端面向外界，用于采光，另一端面向中间一座用于监视的高塔，这样这座高塔中的监视人员即可以时刻监视任何一个囚室，而囚室中的犯人因为逆光效果无法看到监视人员，会疑心自己时刻受到监视，惶惶不可终日。

这样可以减少监视人员的数量。

福柯在《规训与惩戒》里分析了这种按照严密组合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圆形空间系统对人的作用。

在这种系统中，犯人被一整套控制、见识、管教、改造和惩罚的组织管理手段驯化，被改造成整齐划一的统一个体。

“圆形监狱”不仅仅指一个空间上的结构，其中蕴含的监视与被监视的模式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体系中的。

在福柯看来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圆形监狱”，在其中，每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监视着。

这种监视不是来自某一个具体的主体，而是来自一种对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心灵上的桎梏，这种桎梏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于内部的。

社会中的人正是被这种非主体性的、弥散开来的权力所控制。

福柯的这一“圆形监狱”理论是对既存的权力理论的批判，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用自己创造出的一套思维方法来统治自身的，是如何利用脑中既已认定的真理来限制自身的。

这一反传统的、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理论让女性主义得以避免陷入在现实社会中的、一套自成一体的逻辑系统里，即试图在一个问题的内部来批判这个问题本身。

福柯的权力系统观点可以说是跳出原本系统来对事物进行批判的。

此外，我们也可以获得另一个新的思路，即在这样的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被这种权力机制监视，无论是女性，或者是男性。

女性在“受迫害”过程中是否应该将矛头直指男性，还是应该以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来进行思考？德里达曾说，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福柯也曾就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阐述，“各种各样的作品，各处流传审美视点44的书籍，所有这类属于相同的话语形成的文本——许多作者，他们彼此认识或不认识，相互批评、贬低、抄袭而又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聚首，……它们通过话语的实证性形式进行传递。

”德里达和福柯对文本、语言的阐述，想要传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权力通过文本和话语进行传递，而被排除在文本和话语之外的一切的存在都成为了不存在。

这让女性主义者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视角，即在文本和话语中寻求平等。

如果文本、话语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那么即使在这种不平等的话语中寻求平等也只能成为一种徒劳。

（二）主体的异化与重构尼采大胆地提出了“上帝死了”的观点，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中“主体死了”这一论断的前奏。

这些论断并不是为了宣布人的死亡，而是为了质疑并消解那些既定的、看似亘古不变的具有真理性、本质性的观念。

基于后现代主义拒绝二分思维模式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女性主义者通过对个体复杂的形成过程进行超越性别的研究，为女性主义寻得了一条新的出路。

下面将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三大代表之一的克里斯蒂娃的《过程的主体》的分析，来论证这一观点。

《过程中的主体》是一篇将精神分析学说与语言学相结合研究的文章，其诉诸于语言的探讨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在精神分析学说上习得了“符号-象征”构成的符号系统，在结构学说上批判地继承了拉康有关主体形成的观点。

这里先就拉康的观点进行简单介绍。

拉康对主体性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想象、符号、真实。

而克里斯蒂娃主要批判继承了其符号阶段的理论。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能指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所指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

拉康则沿用这一系统并将其带入了精神学的领域，他指出这种结构代表了说话主体在再现概念时所表现出来的分裂状况。

拉康建立了一种类似于“能指—所指”的新的主体结构，即由“想象—象征”构成的符号系统。

这是一个儿童经由对母亲认同的分离进入到父性的法律、语言的权力机制中的过程。

克里斯蒂娃对这一结构背后所隐藏的“菲勒斯中心”，以及将主体视为分裂的主体说是持批判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