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之雅典民主制一、苏格拉底之死的历史背景(一)苏格拉底的审判背景耶稣基督诞生前400多年，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龄的被誉为西方孔子的哲学家，被指控“不敬国神”、“另立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行。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分别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工艺的阿尼图斯、代表诗人的美勒托和代表公众的演说家素康。

在受审期间，苏格拉底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申辩，以平素一贯的淡定自如的高贵态度为自己辩护，并在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对他的指控出于“多年的错误印象”(《申辩》19a)，他不仅陈述了这种错误印象的感知，而且要申辩对其指控。

其后雅典法庭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他死刑。

在当时，雅典人民正准备祭祀阿波罗神，这是神圣而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

城邦依照其惯例认真对待准备这次祭祀活动，为保证城市的整洁将死刑一律暂缓，苏格拉底则被囚于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于判决。

期间本可以赎走或逃狱，但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他以激情澎湃、慷慨的陈词反驳法院对自己的指控后做出了饮鸠而死的选择。

（二）后世的影响2000多年来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一生不探索真理、寻求真理，死后他以这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的捎带他神圣的真理不住的向来去匆匆的人们传达着理性的光环。

他的死被人们传为佳话，被人们深深铭记。

苏格拉底垂暮之年被称为民主派的是死而非的罪名处以死刑，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悲剧，然而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是处于时代人们的悲剧。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

苏格拉底的死是仅次于耶稣的第二个最著名的死，苏格拉底之死已成为学者研究、争论、考证的热点问题。

二、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一)民主制简介雅典民主制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

梭伦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平民的地位为雅典的民主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实行了进一步改革铲除了日氏贵族的政治特权，扩大了城邦的民主力量，遂始雅典民主得以确立。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成为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

在当时古代国家一般都采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时，希腊形成了独特的民主制度。

雅典的民主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1.政治因素一个国家的政体取决于国家统治阶级中各个权力力量的划分，以及权力力量的对比。

由于雅典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工商奴隶主阶层逐渐扩大，他们要求取得一定的统治地位，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政治。

不断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使得政治具备了可妥协的特性。

长时间的各阶级相互的摩擦，达到了政治中各派的共融，民主政体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2.文化因素宗教在古希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平等、朴实的城邦生活造就了希腊神话独特的世俗化、自然化。

神与人平等，神与人都是充满感情的，这与中国的神话等级观完全相反。

希腊的宗教没有东方宗教的森严与神秘，它是自由的。

雅典的民主制中权贵与平民之间的关系也如此，民主制则是最好体现了希腊宗教神韵的一种制度。

3.经济因素雅典具有活跃的经济市场活动环境，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其运作方式，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以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为首的平民阶层与旧的氏族贵族进行斗争取得品等的过程促使了民主过程的发生。

在希波战争后，大批的公民受领了封地，极大的改善了低生活水平公民的生活环境，富裕的物质生活无疑有助于公民潜心下来，积极的投身于城邦的建设与管理。

（三）两者的冲突从公元前468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处死，可以说，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民主制有兴盛到腐败衰落的全部过程。

在这整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坚持信仰，坚持真理。

苏格拉底的坚持与雅典的民主间产生了矛盾，在被处以死刑之时，他依然忠于雅典的法律，即忠实于，并维护雅典的制度。

1.自由定义的争议古希腊人被认为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创造者。

希腊人热爱自由，对于雅典的公民来说自由是能够分享的政治实体，而不是其赋予个人的权利。

雅典的自由是一种城邦式的自由，是经过自由选举出的公民联合在一起，公民自己自理。

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体现了这种强烈的自由观。

苏格拉底也是忠于自由的，他更信奉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先从控诉他的罪名说起：一是“不敬国神”，色诺芬认为苏格拉底是十分守法和虔敬的，他声称苏格拉底参加雅典举行的各种宗教仪式和献祭，并对宗教的传统十分了解。

苏格拉底曾说“有个预言性的声音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申辩》4•8•1）这种事情和当时占卜及其他宗教的指引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在自由的国度里却不允许苏格拉底这思想上的自由，指控他有“不敬国神”之罪。

二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认为：人有真理，这真理在你心中；要想知道这真理，人就需要省察自己和他人，只有通过不断的自省才会进步，他说过：“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苏格拉底教会当时的部分雅典青年，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如何过一种自省自察的生活，如何取得进步。

当这些雅典青年理解这道理，并试图教会自己的长辈时，苏格拉底则被冠以“败坏青年”的罪行。

这些做法仅仅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由，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与魄力改变无知的众人，却不知不觉触动了雅典本身固有的自由——个体从属于群体，个人自由服从于城邦，个人没有脱离城邦以外的其他自由。

以赛亚•柏林曾在一篇就职演说中定义了现代的西方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是指政治方面的自由，个体在贯彻落实实国家政治方面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人们依据自己的意愿和想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不会受到国家的任何非法干涉。

以赛亚•柏林认为雅典的公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积极自由，却没有个人应有的自由，即消极自由。

美国左派老报人斯东认为正是由于苏格拉底与雅典人之间的分歧才导致了审判，而不是“不敬国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

2.公意和众意在审判中对于苏格拉底的指控在证据方面并不确凿，并且因思想犯罪在雅典的法律中也判处不了死刑，但是雅典人民以360票对140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的人们自古就追求公正，而“多数人说了算”使公正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吗？“多数人说了算”在雅典发挥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日常的生活中，政治上的各种问题都是通过投票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多数人说了算”的大众意见又在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公意在众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了。

罗尔斯理论的正义原则也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一、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如何安排使之被合理地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并依于地位、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二、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的一种平等权利。

他强调了社会是否是正义的是在于同时容纳接受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正义乃是公意的一种所有人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众意是着眼于部分人，只考虑和照顾了部分人的利益产生的。

雅典人当时俨然是缺少这方面的意识的，也就造就了雅典制度的失重性。

雅典十分强调多数人意识的重要与权威，在无形中酿成了众意在实质中高于法律，把雅典民主制推向了极端。

苏格拉底认为，多数人的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每个人生来并非智者，而是无知的，需要经过自省，思考等方式才能进步成长。

由于不公正的正义是苏格拉底被冠上莫有的罪名，他以生命为代价，让后人了解了雅典当时“公正”的众意是如何结束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的生命的，又是如何持续这种众意最终走向衰落的。

3.守法即正义在祭祀的期间，背判死刑的苏格拉底本可以逃走或赎走，那么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两种方式之一，而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

苏格拉底对法律有这高度的信仰和无限的执着，他认为守法即正义，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就是保卫了正义。

他临死前曾说：“他的一生都享有了法律的利益，不能晚年不忠于法律”。

在伯里克利时期之后雅典的法律已经有相当的成就，拥有了独立的相关法，法制观念也深入人心。

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论是私人的生活还是国家的事务中都应该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雅典人民对法律有深深的敬畏和信任。

公民的地位无论其高低，都不会免于被起诉，无论贵贱，都可起诉侵犯其利益的任何公民。

在民主与法制相遇的时候该怎样衡量他们孰重孰轻呢？在积极自由占主导地位时法律权威与公平正义该如何实行呢？在苏格拉底因苏格拉底因思想犯罪，极其民主下的法律和苏格拉底正义之心坚持的法律碰撞时，又该如何选择呢？与其说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法律判处死刑不如说是苏格拉底自己选择的死亡，他认为法律必须被遵守即使法律不正义。

他始终坚持对法律的信仰在于克里同的对话中，他说，“假定我们准备从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会来这样质问我…苏格拉底，你打算干什么呢？你想采取什么行动来来破坏我们的法律，损害我们的国家难道能否认吗‟如果一个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决没有他的威慑力，可以为私人取消破坏，你认为这个城邦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苏格拉底借着法律，强调了遵守城邦法律的重要性。

他认为服从法律的判决是他应该的责任和必须遵守的事。

雅典城邦法律和苏格拉底法律信仰的冲突促使了苏格拉底的死亡。

苏格拉底的死是一种无可奈何，雅不可调和，典民主制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苏格拉底是一位英雄，他意识到了这冲突，并希望用道德、智慧和自信的力量化解这些，于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托起这项艰巨的冲突，托起正义的使命，托起历史这段曲折的进程。

三、苏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制的弊端雅典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为文艺复兴的民主制提供了思想和灵感，为近现代的西方法治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民主制下创造的一定空间，是雅典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完美的，都有瑕疵的存在，雅典的民族制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问题，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隐患。

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承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度，辉煌盛大的雅典民主制最终被淹埋这历史的长河中。

（一）全民思想弊端雅典民主制的的价值基础是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在希腊贵族与平民、强势与弱势之间都存在着等级关系。

这样的本身具有的等级关系与雅典的平等自由又相互存在着矛盾。

公民个人权利的似实实虚的境况也是公民常常陷入对平等自由的过度追求。

柏拉图关于雅典的民主制做过这样的定义：“一种使人快乐的无政府状态的，花俏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分区别的把一切平等给于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主义。

”希腊的哲学家安提尼西斯把民主派的平等比作了了兔子与狮子之间的平等，来描述搭档是雅典自由平等观的窘迫的境遇。

过度的追求平等与自由在自然规律中打破了原有兔子与狮子的平衡体系，雅典公民疯狂的追求极度的自由与平等，渐渐失去了希腊雅典人本身的优良品质。

自由的尺度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界定？“自由应当是法律下的自由。

因为我们服从法律我们才自由”而民主制形式下的雅典公民则由“极端奴役”到“极端自由”转化，脱离的原有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