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文化、权利与国家》书名：《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主要内容：前言：首先，提出了研究的对象，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其次，说明了研究资料的来源，肯定了其中的参考价值，也认识到了局限之处；然后，依据三个标准（第一、富裕还是贫困；第二、宗教和宗族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第三、距离城市的远近）对将要研究的6个村庄进行划分，让读者对作者的研究范围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以便下文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为了能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从而超越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的概念，作者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
这一模式可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经纪”是交易一方的代理人，他们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在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这里的国家经纪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营利型经纪，他们活跃在国家政权和农民大众之间，担当为政府征收赋税的代理人，从中贪污中饱已获其利，他们的权威来源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更加倾向于维护国家的利益。
另一种是保护型经纪，他们的权威来源于自身的威望和地位，能得到农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所以，这样的代理人更多代理的就是乡村人民的利益。
从两种经纪的特征可以看出，由于保护型经纪代表地方利益，无法解决偷税漏税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参与其中，而是实际土地占有情况是乡村社会共守的一个秘密，所以得不到国家的完全信任。
此外，尽管这种体制可以保护社区利益，但当它征收捐税时，也难免营利型经纪从中以公谋私，这就导致经纪统治更加倾向于营利型经纪。
但是在财政及行政事务上，晚清政府主要通过以上的两种经纪体制来控制乡村社会的。
作者强调，在分析帝国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经纪模型比乡绅社会模型更为确切。
第三章、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这里谈到了清末新政中，由于国库的空虚，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国家加大了对地方政府的现代化建设力度。
但是在这过程中，地方官僚体系迅速膨胀，带来了繁重的行政消费，并且给捞取油水的人提供了舞。
在经济上，国家政权的延伸和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没有解决根本的财政问题，反而使解决问题的办法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怪圈，让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政治上，国家权力的扩张带来的内卷化，即一个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变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样也会影响经济问题的解决。
第四章、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强调宗族在其所提到的文化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宗族势力与村庄政体联系起来，论述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分析宗族政治与国家政权的深入时，作者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宗族内部分门较细，门户观念较强，门户利益高于整个宗族的团体。
第二类型为势力相当的多宗族村庄，各宗族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促使同族更为团结，一致对外。
第三种类型亦是多宗族村庄，但是其一宗族势力较其他各族为强，这可能导致大宗族控制小宗族，或者是众多小宗族联合起来与大宗族想抗衡。
最后，提出了两种理想的村庄类型，第一种，在这里宗族组织与乡村政治紧密相关；第二种，村民对全村性的宗教活动非常重视，这就引出了下一章的论述。
第五章、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在这章中，作者沿着前一章的内容强调了宗教的重要作用。
乡村宗教被分成了四种类型：村中志愿组织、超出村界的志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组织、超出村界的非自愿组织。
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内在特征，这样的分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在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重要作用。
其后作者又介绍了正统宇宙观与乡村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并由介绍关帝的形象来说明这一问题，并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乡村精英通过参与修建或是修葺关帝庙，使得关帝愈来愈摆脱社区守护神的形象，而成为国家、皇朝和正统的象征；第二、乡村领袖力图使自己与儒家文化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与劳动大众区别开来，其差异表现在普遍村民与乡村精英对关帝信仰的不同。
第六章、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在“谈论村庄领袖群像”时，作者提出了地产和非地产、宗族、保护关系等因素是如何决定乡村领导层的结构，并分析在具体的乡村中，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因素在乡村政治中的作用强弱程度。
例如，随着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以前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到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只想从中捞到利益，这就使得村公职在当地社会地位的下降，政府名誉扫地。
然后，作者又通过对保护人和中间人的讨论提出了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并对习惯法作了界定，即村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达成的一种默契或共识，是一种公认的行为规范或惯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是一种互惠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因为被保护人往往要受到保护人的支配，因为后者占有更多的资源。
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策不仅有计划地改造了乡村社会，而且，伴随着这些政策的执行，国家内卷化力量也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变迁。
通过对摊款、看青、和共同体的分析，谈试图了解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以此探讨历史变迁中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第八章、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本章主要从推行乡制是否成功进行讨论，力图阐明国家政权现代化对地方领导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上看，推行乡制确实达到了国家的某些目的，但是却迫使乡村领袖与乡民对立，结果是有志之士隐退，地皮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这使得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降低，实际上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
从经济上看，乡制的推行起得了成效，但是这样的成果是建立在日本统治者毫不留情地摧毁传统的乡村权威结构的基础上的。
这就是让国家政府的利益和乡村社会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迫使乡长成为最残酷可怕的国家经纪人。
关于商税征收的问题，其结果和农业税的征收过程一样，即村政权逐渐放弃了其开始时所具有的保护村民的作用。
乡制的实施对国家政权的现代化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最下层却无实质性的变化，那些税收人员仍然逍遥于国家控制之外。
评价与分析：第一、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是两个贯穿于全书的中心概念，他们将历史学和社会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力图超越他们，在一个历史变迁的多视角化框架下去揭开1900—1942年中国（这里当然以华北农村为例）地方政权和文化网络的面纱，让更多有志之士能清晰地了解那个战乱纷繁时期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应用历史学使过往的陈年旧事变得更加的鲜活，仿如昨日的乐闻趣事，并在其中考虑到了历史变迁的因素，使研究的材料更具体化和实在性；应用社会学使研究的范围变得界限分明，如其中的国家、乡村政府、宗教组织等等都是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群体，再如政权结构和文化网络也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结构。
“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也是当今社会谈及的全球性问题。
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就政权谈论政权，因为这是难以研究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转向研究其他对象对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也就是说，书中的重点并不是国家政权本身，而是作用于其本身的因子。
“权力的文化网络”就是上面所说的作用因子群，这一概念把政权的变迁中众多因子（国家政府、经纪人、宗族、宗教和乡村领袖等等）一并囊括，形成一张扑捉历史命题的网络，将我们欲研究的问题一一呈现一番，这是一张浩大多么网？能不能抓住历史的精髓和关键，不仅仅在于网络的大小，还在于各个因子之间的紧密关系。
当领略完全书的内容之后，不得不为之取得的收获而钦佩。
第二、经纪人的统治经纪人在国家政府与乡村民众之间起着沟通纽带的作用，是两大利益团体的协调者。
从本质上看，这两者之间是存在集体抗争的，其表现为人们一起行动以追求共同利益，从因果分析，即个人或群体的行动是外部力量之于个人或群体的结果，这国家政府与乡村民众的关系中，相互作用，相互激化，其矛盾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们都在为各自的利益而努力；从目的分析，即个人或群体根据一系列的规则，做出选择，相互都很清楚对方的目的，但是在一定的潜规则中，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乡村民众都不能越过底线，违规操作必然要受到惩罚。
书中所提到的两种类型的经纪人，即保护型经纪人和营利型经纪人，其本质的作用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持国家政府和乡村民众的关系正常化，不至于出现过多的违规现象（这是的过多是的指到了中央政府都无法控制的局面）。
当然，这两种类型也存着根本性的差异，即他们所代理的对象不同（保护型经纪人更多的是代理乡村民众的利益，而营利型却更多代理国家政府的利益）。
但是个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很难做出明晰的界限，因为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是相互转化的。
如下表所示本来这样的转变是一个良性的适时调整过程，可是由于保护型经纪人和营利型经纪人的原始担任者（保护型经纪人由有名望之士担任，他们的权威来自于自身的能力；而营利型经纪人由地痞恶汉担当，他们的权威来自于政府的支持）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就使得第一种转换变得更容易，第二种转换就是极为苦难的，那么良性的调整就会因为恶霸的低劣品质而无法进行下去。
如果国家政府真的想在乡村中建立现代化的政权，重点并不在于怎样去减少保护型经纪人和怎样去支持营利型经纪人，而是在于怎样去平衡两者之间的转换，让良性的循环转换能维持下去。
第三、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和政权现代化“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谈到这一问题时，可以借用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即从国家政府—经纪人—乡村民众的结构去分析“内卷化”的真正原因，这里的结构功能视角既注重结构的整体性，又强调不同部分的特征。
说到政权的现代化，就可以谈谈现代化政权的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现代革命。
现代革命属于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变迁，其特征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秩序基本前提的转换，是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建。
革命性的变迁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与其他各个领域互相纠缠，并且集中于政治中心来支持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