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惠国待遇在服务贸易中的运用及相关思考法律系B08031027 张华摘要：《服务贸易总协定》(英文简称GATS)中将最惠国待遇作为一项基石性的原则，在规范和引导国际服务贸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实中因为国际社会经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一原则的运用会有所限制，本文论述了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内涵、性质以及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以及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领域的适用及例外等，分析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关键词：最惠国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适用一、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内涵及其性质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一项古老原则，它的适用最早可以追溯至12、13世纪。
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就出现了原始形式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它只适用于一国给予外国人在本国经商的同等权利和保护商人的财产权。
其形式和内容简单，适用范围狭窄，不同于现代国际贸易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
当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阶段之后，为摧毁重商主义对于贸易和航运的限制，在条约中规定了大量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原则才得以普遍流行和广泛适用。
从17世纪开始，在双边贸易条约中插入相互承诺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条款成了国家处理贸易关系的普遍实践。
二、GATS的最惠国待遇GATS在其第二部分“一般义务与规范”中规定了最惠国待遇，而在其第三部分“承担特定义务”中规定了国民待遇。
可见GATS的规定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规定有所不同：在GATT中，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是并举的规定，都作为原则来规定；显然在GATS中，国民待遇是一种特定义务，是有条件承担的，而最惠国待遇是一项原则，是成员方必须接受的。
GATS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每一成员方有关GATS的措施给予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以不低于前述待遇给予其他成员方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成员方可以保持与前述措施不一致的措施，但该措施必须是列入并附和GATS附录第二条有关免责条款所规定的条件。
GATS 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还指出，GATS的规定不可以解释为可以阻碍任何成员方与其毗邻国家仅限于为了方便彼此边境毗邻地区而交换当地生产和消费服务所提供或赋予的利益。
①由上述GATS的规定可见，GATS的最惠国待遇不仅给予服务而且给予服务提供者。
这是因为服务贸易具有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点。
货物可以独立于生产商、销售商而存在；但服务多要求服务提供者在现场或日服务通常是服务提供者的直接即时性的行为，否则无法提供服务。
因此，如果不赋予服务提供者最惠国待遇而仅赋予服务以最惠国待遇，在实践中会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使服务提供者可能丧失在最惠国待遇下与同行竞争的资格。
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一）GATT1994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根据GATT文本第1条和第3条的有关规定，各成员在以下范围内适用最惠国待遇：1、在对输出或输入、有关输出或输入及输出入货物的国际支付转账所征收的关税和费用方面；2、在征收上述关税和费用的方法方面；3、在输出或输入的规章手续方面；4、在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方面；5、在关于产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的规定方面。
从这一适用范围看，显然比双边经贸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少。
但WTO体制的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却由原定范围扩大适用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方面。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有关本协议的任何措施方面，每一成员给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不低于它给于任何其他成员相同服务与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服务贸易总协定最惠国待遇与GATT1994及其多边货物贸易协定最惠国待遇的区别是：前者不仅适用于服务产品而且使用与服务产品的提供者，而后者只适用于来源于其他成员方产品而不是用于产品的提供者。
（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体现于第4条，即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任何成员对另一成员国民所给予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应无条①参见GATS第2条。
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国民。
（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规定，为了实现GATT第3条及第11条规定的目标，任何成员都不得维持或采取歧视进口产品的投资措施，也不得维持或采取限制产品进出口数量的投资措施。
显然，以上货物买卖5个方面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我国各地区对外资外企的待遇方面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在税收及其他费用方面，在对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及经营要求和措施方面，如当地股权要求、许可证要求、制造要求、国内销售要求、当地成份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进口替代要求等，在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①方面，我国部分地区并不适用最惠国待遇，而且地区间的差别也比较大。
四、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第2条豁免的附件该附件是关于最惠国待遇豁免的规定，即一个成员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时可免除第2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条件。
由于最惠国待遇第2条第（1）款规定了有寻求豁免的无限可能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普遍适用范围必将受到破坏。
对可能任意提出豁免的限制只涉及现行措施。
第（2）款规定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后适用的任何新豁免事项将在该协定第9条第（3）款中做出规定。
该第9条第（3）款是关于豁免权利的授予和审查的规定，即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部长会议可决定豁免一个成员承担本协议或任何多边贸易协定的义务，但此决定应由四分之三成员批准……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应该每年对豁免权利进行审查”。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在1993年12月15日以前不能确定它们需要豁免的事项，它们就要满足《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的严格条件。
几乎所有成员方都开列了最惠国待遇例外清单，美国明确通知其他成员方，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海运、民航运输、基础电信和金融服务，美国希望通过双边互惠安排给予其他成员方市场准入，防止“免费搭车”。
许多国家在对外国银行发放①GA TS的附录与GA TS正文本身有同等效力，是GATS的组成部分。
参见GATS第29条。
进入市场许可证的规定时仍实行互惠办法。
互惠条件使一些国家在其本国的银行未获得与另一国的银行同样广泛机会的情况下，禁止对方银行进入其市场。
这种条件与最惠国待遇原则是相互矛盾的，但却被明确认为是一个国家提出愿意遵守的管理制度的一个部分。
因此，继续谈判金融服务的目标将是取消所有成员国管理制度中对外国银行的互惠办法。
该附件第6段规定：“原则上这类豁免不应超过10年，并且无论如何应在以后进行的各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商定”。
可见10年并非固定的时期，而是可以延长的。
（二）政府采购GATS第13条第（1）款指出，第2条（最惠国待遇）、第16条（市场准入）和第17条（国民待遇）不适用于规范政府机构为实现政府目的而进行的服务采购、政府以非商业性再销售为目的的采购、或为非商业性再销售提供服务的采购，以及为非商业性销售提供服务的采购的法规、规范和要求。
有关统计表明，现在政府采购平均已占各国GDP的10%-15%,在经济贸易发展中有重要地位。
发展中国家要善用政府采购中的差别待遇，为本国经济服务。
①（三）经济一体化和劳动一体化GATS第5条规定，不阻止任何成员方成为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的成员或参与该类协议，不阻止任何成员方参加由双边或多个参加方为建立劳动市场完全一体化而订立的协议。
这意味着经济一体化和劳动一体化不适用最惠国待遇。
对经济一体化组织外的任何成员方，不应提高在各服务部门中在组建一体化之前已实施的服务贸易壁垒水平。
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协议不应构成对一体化组织外的成员方的新的服务壁垒。
经济一体化协议的参加方对其他成员方从此项协议中可能增获的贸易利益不得谋求补偿。
②（四）毗邻国家间服务生产和消费的交换GATS第2条第（3）款规定，任何成员方与其毗邻国家，仅限于为了方便彼此边境毗邻地区而交换当地生产和消费的服务所提供或赋予的利益，不适用最惠国待遇。
五、我国服务贸易适用最惠国待遇的现状及其调整对策《中国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①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②余先予：《世贸组织法律规则与中国》，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53页。
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在相互贸易关系中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这些规定与GATS的最惠国待遇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许多国家都对我国提出了各项要求，而且许多要求过高。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应采取下列政策：1、应该根据最惠国待遇不可能完全得到执行的现状，坚持自己的立场，充分利用GATS的例外规定，详细列出哪些服务部门开放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对方在某些部门上对等地开放。
2、根据GATS，最惠国待遇的豁免、经济一体化、劳动一体化、毗邻国家之间交换服务生产和消费及其它某些例外规定，不受最惠国待遇条款约束，因此，我国要善用这些规定，减少最惠国待遇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3、在政府采购方面，由于不受最惠国待遇的约束，因此，我国可加大政府对国内服务的采购力度，以扶持国内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1]参见GATS第2条。
[2] GATS的附录与GATS正文本身有同等效力，是GATS的组成部分。
参见GATS第29条。
[3]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4]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胡晓红：《WTO规则与国际经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6]余先予：《世贸组织法律规则与中国》，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