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
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
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
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 (tragedy)。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
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
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
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1)对别国安全的损害。
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
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
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特性。
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
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
,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3)意图的不确定性。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
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
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4)缺乏合适的政策。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
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很显然，上述学者均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来诠释“安全困境”，这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憾。
不可否认，这些定义都涉及到“安全困境”的不同侧面，但它们各自均无法充分地界定“安全困境”。
只有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能理解安全困境的动力学，即任何一方均无意于侵略，它们行为的目的是加强防御，然而，它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也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作出应对，结果它们的行为只是使事情更为恶化了。
由此可以发现传统安全困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这三个特征再加上安全困境的本质“悲剧”，是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
“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演变和应用也只有在忠实于其原来这些基本价值时才有意义。
史奈德的新定义似乎与传统安全困境的基本含义相矛盾。
在传统安全困境里，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意伤害对方，它们只是主观上以为他国正在以本国的安全为代价而加强安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而按照史奈德的定义，两国中的一国将自己的安全界定为明确要求另一国处于不安全状态，两国间的不相容性是真实存在的。
这也不免使人们对史奈德的新定义是否成立产生了怀疑。
阿兰·柯林斯认为，只有当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寻求相对温和的霸权地位时，史奈德定义的那种“安全困境” 才会存在并发生作用。
在这种情势里，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为了威慑其邻国而对它们实施一种精心策划的进攻性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现状，而是通过使别国感到非常害怕以至于不敢挑战现状以达到巩固现状的目的。
这种进攻性政策不是战争的前奏，相反其目的是通过要求别国感到不安全的方式来为本国提供安全。
但别的国家无法将霸权国的这种方式与一个怀有险恶意图的修正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实际上，鉴于霸权国表现得如此富于侵略性，它们极有可能将其行为解读为不友好。
如果它们通过增加自身的实力而对霸权国谋求主导地位的努力作出反应，那么霸权国所获得的绝对实力的增加将不会转化为其相对实力的增加。
其他国家的行为有可能被解读为富于侵略性，因为霸权国认为自己无意加害于其邻国，而它们的行为则表明它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
也就是说，霸权国和它的邻国不能够体会各自的担忧并都在实施一些导致每一方考虑最坏情势的相互矛盾的政策。
于是它们就陷入了史奈德所界定的那种安全困境之中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
霸权国及其邻国均无意威胁对方的生存，只是由于每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了双方的相互误解；双方实施的旨在追求自身安全保障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不安全。
霸权国及其邻国实施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保证己方安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担忧，最终这些政策被证明是具有“自我挫败”性质的。
这些说明上述安全困境也具有传统安全困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即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以及自我挫败的政策。
而它在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一个“悲剧”。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安全困境是传统安全困境概念的新扩展和延伸。
与经典安全困境相比，它凸显并强调了国家行为在诱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
故此惠勒和布思将之界定为“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以区别并对应于原有的“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中的霸权国必须是一个不寻求以领土征服控制其邻国的满足现状的国家，而一个旨在推翻现状，谋取领土为目标的修正主义霸权国则显然不适用于安全困境。
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主要集中在缓解或逃逸问题上。
三、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
)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
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
在杰维斯看来，由于无政府是国际关系的永久特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鉴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产生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为我们指明了减轻乃至完全消除其不良效果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这一概念。
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
)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在具体实践上，卡尔·多伊奇提出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设想。
“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国将真正相互保证不再以战争而是以其他某些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战争将会自动消失。
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
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
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
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
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
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
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
)所以，“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并不是从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一点而开始的；安全困境并不是由无政府或自然界而给定的……”。
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
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确认他们的意图。
他承认政治家们通过合作能够制定出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使得他们在预测别国的意图和行为上更加自信。
如果这种国家间合作进程持续下去，政治家们将会制造出新的持久的利益和义务。
国家间共同安全或利益的获得将改变政治家追求本国安全的观念，这将使最终摆脱安全困境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