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典型案例【篇一：保险典型案例】泰康人寿妥善处理一起高额寿险理赔案[案情]一位刚去世的父亲于1997年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投保了泰康人寿的小博士计划保险，保险金额10万元，这一保险能够同时为孩子和父母提供保障；父亲本人则拥有另一份全面的保障，包括保额10万元的永相伴终身保险，附加保额1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和保额3万元的住院医疗保险。

1998年5月，被保险人不幸患脑部恶性肿瘤住院手术。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得知消息后，迅速派理赔服务人员前往探望，并多次到医院慰问患者和家属，在患者手术后向其支付了第一笔重大疾病和住院医疗保险金。

1999年患者不幸去世，泰康安慰家属并做认真调查，妥善处理理赔工作。

[分析]根据小博士计划保险条款规定，如果投保人高度残疾或身故，其子女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额的60％作为养育年金直到22岁；根据永相伴终身保险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可获得两倍于保险金额的赔付。

此次理赔，除被保险人未遭受意外伤害而免赔意外伤害保险金外，其他全部保险均已履行。

[处理]北京一对10岁的双胞胎男孩收到了泰康人寿保险送来的首笔12万元养育年金，这两个男孩成为迄今为止国内赔付金额最高的个人寿险理赔案的受益人。

他们因病去世的父亲生前所投保的泰康人寿小博士计划保险为他们今后13年间的生活、教育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支持——两个男孩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的6万元养育年金，直至二十周岁；被保险人满15周岁以后，每人每年可以领取2万元的教育年金；22岁时，每人可领取10万元的满期保险金。

泰康人寿除向这两个男孩支付首笔12万元养育年金外，还在他们的父亲生前向其本人支付了10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金和6万元住院医疗保险金，在身故后向其它受益人支付了20万元身故保险金。

据统计，在这起国内赔付金额最高的个人寿险理赔案中，泰康人寿将在13年中累计支付保险赔款240万元。

[启示]泰康人寿作为一家成立近三年的新型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注重信誉和服务，已经妥善处理多起高额理赔案，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至今在保险行业协会的记录中，仍保持无投诉记录。

公司董事长陈东升表示：作为经营长期业务的寿险公司，首先要讲信誉，用良好的资产和偿付能力对客户负责；同时更要守信誉，履行对客户的承诺。

尽管泰康人寿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够大，但我们视信誉为公司发展的根本。

这种服务理念应该值得各家保险公司思考。

凶手能成为受益人吗［案例］：1999年2月长春市某厂职工郑某因其子考试不及格而对儿子进行殴打。

殴打中，其子头部正中一棒当即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为外力致颅伤而死。

不久，郑某被刑事拘留。

郑子，14岁，生前由所在学校投保了学生健康平安保险。

案发后，郑之妻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分析］：保险公司接案后发现保单上载明受益人为死者的父亲郑某。

而被保险人是由身兼父亲、受益人的郑某殴打致死的，作为受益人的郑某是否有权领取保险金呢？对于这个问题，公司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凶手不能成为受益人。

理由：一、《刑法》第11、12条对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均作了明确规定。

用故意犯罪来对郑某量刑，似乎过重；但用过失犯罪量行则恰如其分。

问题的关键在于，郑某应当预见自己的暴力可能使儿子致伤、致残、甚至致死而没有预见，结果造成了惨剧的发生，由此可以明确，其子的死亡不是意外事故；二、《刑法》第60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这明确了：即使犯罪分子违法得到的财物，国家都应予以追缴，更何况本案的保险金是郑某因为违法而未到手的“财物”呢？三、受益人加害被保险人仍可获得保险金，将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无论是从法律因素，还是情理上，郑某不能获得保险金。

第二种意见认为郑某有权享受保险金。

郑的行为已被认定是“过失”而非“故意”。

虽然郑某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但违法与受益是两回事，因而郑可以领取保险金。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凶手能否成为受益人。

《保险法》第27、64条分别对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条款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界定。

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只有在“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

郑某的行为已认定是“过失”而非“故意”，所以郑某未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

第二种意见正是以这一点为主要依据得出结论的。

因此，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郑某完全有权成为受益人。

［结论］：本案涉及到所谓不良社会影响和错误导向对保险公司理赔造成影响的问题。

理赔时，保险公司较多地考虑情理因素，不仅是对被保险人的权益，也是对保险公司权益的损害。

因此办案时，保险公司应撇开情理因素，严格依法办理，维护法律尊严，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

弃婴死亡引出30万元保险索赔案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民警何丽霞于1995年结婚，1999年8月29日，夫妻二人从草场街派出所抱回一个不满周岁的弃婴。

9月8日，他们依照有关文件规定，为孩子申办了“蓝印户口”，取名“高兴”。

随后，又拿着市公安局开具的弃婴户口准予登记通知单，先后在中国人寿、太保、平保等保险公司的甘肃、兰州分公司，为高兴投下了包含死亡责任的少儿乐两全、长泰安康、长顺安全等险种的1万余元保险，总保额30万元。

谁知在1999年10月10日的一次游玩中，高兴不慎溺水身亡……随后，何丽霞根据保险单向3家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结果被一致拒赔。

今年4月20日，何丽霞依法向兰州市城关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判令赔偿30万元的保险金额。

保险公司以什么样的理由拒赔呢？三家保险公司的有关负责人提供的拒赔理由是：他们接到报案后，都依照理赔程序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并分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及投保条款合同作出了拒赔的决定。

理由是，何丽霞不是高兴的养父母，依法不得为他人的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何丽霞既没有投保资格，也不具备保险利益。

并且，在调查中，还发现了很多疑点：一、何丽霞等收养弃婴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二、被保险人高兴死因不明，死亡通知单未反映真实情况。

有关医院和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通知单”和“非正常死亡尸体火化通知单”均认为是溺水死亡，但高兴死亡时并没有溺水死亡的特殊症状。

三、受益人对被保险人抢救不力，一系列反常行为有悖道德伦理，不符合逻辑。

四、投保动机可疑，何丽霞等采取分散、高额、超额投保的方式，共为收抚养的弃婴购买保单6份，还为爱人购买了20万元的保险，为亲生女购买了保险，累计需年缴1.6万多元，约占其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

这种投保行为导致投保人的支付能力不足，其缴费行为也不可持久。

这种现象在国内外保险市场均罕见，并被认为是保险诈骗的前奏。

五、受益人处置高兴尸体异常迅速，致使高兴的死因无法核实。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弃婴是要通过国家民政部门登记、公告后才能正式承认相应关系的。

而何丽霞抱回弃婴后，并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办法》办理收养登记，只是在9天之内为弃婴花7500元钱在公安局购买了“蓝印户口”，并在落户起的一个月内，在3家保险公司6次重复投保了以死亡责任为主的人身保险，其首年死亡保险金额累计达到30万元。

就在何丽霞拿到最后一张保险单时隔3日后，被保险人弃婴高兴被大人带着坐船游玩时落入水中，第二天死亡，因此完全有理由拒赔。

目前，此案仍在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审理未果，何丽霞认为，由于她在几家公司投保时，均当场说清了自己和高兴的关系，并且是在保险公司营销员的两级审核后，凭弃婴户口准予登记通知单才办理的投保手续，因而应该得到赔偿。

而保险公司要求立案侦察高兴的死因也因法院无权侦察而停止办理。

法院透露，如此性质的案件，在全国也没有案例，案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

【篇二：机动车保险合同典型案例(上海二中院2015)】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目录1、苏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2、郑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3、仲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4、范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5、许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6、甲公司诉乙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7、陈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8、甲保险公司诉乙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9、王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10、朱某诉甲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要旨】保险公司无法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一般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案情】2012年12月27日，苏某就其所有的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限自2012年12月28日起至2013年12月27日止。

保险条款约定，“发生意外事故时，驾驶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九）依照法律法规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其他情况下驾车。

”苏某初次申领驾驶证的时间为2013年5月13日。

2013年6月22日，苏某独自驾驶保险车辆于沈海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保险车辆及第三者车辆受损，苏某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后苏某向甲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因甲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苏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甲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及拖车费等32万余元。

【审判】法院认为，驾驶人苏某实习期间独自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的行为，违反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驾驶人在实习期间驾车上高速公路应当有人陪同的规定，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依照规定不允许驾驶保险车辆的情形，但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

对于该免责条款，甲保险公司虽在保险单明示告知栏中提示投保人阅读，但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甲保险公司理应承担保险责任。

遂判决支持了苏某的诉请。

【提示】对于保险合同中所有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或“除外责任”部分条款，以及散落在保险合同其他部分的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等免责条款，保险人均应当在订立合同时对投保人进行提示。

对于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的一般免责条款，保险人还应当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发生效力。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亦可在订立合同时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知晓并充分理解免责条款，避免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其是否属于理赔范围发生分歧和纠纷。

【要旨】被保险人出借机动车给合法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保险责任。

【案情】2010年9月8日，郑某为其机动车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责险以及三责险不计免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