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由来与启示作者：宋庆伟来源：《前进》 2018年第8期□ 宋庆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2015年7月，他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这里是党立规矩的地方”，特别强调了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与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
今年是毛泽东《关于请示报告制度》指示发布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请示报告制度正式确立70周年，回顾《关于请示报告制度》发布的来龙去脉，以历史启迪现实与未来，是我们对《关于请示报告制度》指示发布70周年和请示报告制度正式确立70周年最好的纪念。
《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历史由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命题。
1923年6月，中央就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1928年10月17日，中央在《关于各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大纲》中对报告的时间、种类、内容以及保密要求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并警示不按时提交详细报告者“中央即停发经费”。
1931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问题》的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下级向上级经常作报告的制度和上级对下级实行工作检查的制度。
1932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进一步要求各部队把向上级报送材料作为一项制度。
抗战时期，针对王明等在重大问题上不请示中央，严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
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1942年9月，中央进一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
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党章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来概括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一次把“四个服从”作为最重要纪律载入党章。
解放战争时期，以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为起点，中央于同年3月25日发出《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
6月5日，中央进一步规定在宣传工作中也要实行请示报告度，要求凡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问题的言论，如：各项政策、口号、号召、传单布告等，凡内容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指示者，均应事前向中央请示。
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具体规定了税收政策等18项内容，必须在事先及事后报告中央。
7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重申:“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中央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工作十分重视，抓东北局的请示报告工作就是一个范例。
1月至3月的指示下达后，各中央分局都按规定提交了综合报告，但东北局书记林彪却迟迟没有提交。
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对林彪和东北局进行了批评，林彪复电承认错误。
但5月及7月两次，林彪仍然不作报告，亦不声明原因。
针对林彪的态度和暴露出来的组织纪律问题，毛泽东再次严肃批评了林彪，并将这种错误实质提高到“建立一个独立国”的政治高度。
经过中央多次催促和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于8月13日致电中央，说明未作综合报告的原因，并表示今后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鉴于此，中共中央于8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并多次对执行情况进行通报，批评执行不力的单位和部队。
9月8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以”）讨论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报告制度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自此，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全军普遍建立起来。
《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主要内容194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指示仅1100多字，但是对报告的负责主体、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撰写方法、报告的时间频率等都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一是报告要“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二是报告内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内容要求十分广泛，不仅要求把情况进行综合汇报，更重要的是要求“一把手”全面把握所有发生的问题及其发展倾向，并要求“一把手”提出“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
三是报告不能写得太长。
对报告的送交时间间隔和报告的字数作了严格的规定。
“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不要超过两千字……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定期撰写报告时必须“言之有物”，不能说官话讲套话。
四是报告必须突出重点。
要求：“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
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
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现实启示第一，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对于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大革命时期，由于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政治斗争的经验不足，没有对掌握军队领导权予以足够的重视，导致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毛泽东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主张，通过“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和战斗力，有力推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请示报告制度有效解决了当时表现突出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各解放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领导，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相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也同样证明，放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将导致亡党亡国。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坚持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领导，但绝不意味着党包揽大大小小一切事务，而是通过政府组织、群众组织、经济组织等进行领导，这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做到“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绝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第二、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坚持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我们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这是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党的章程，并一直保留至今。
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部分提出了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第四项即为“坚持民主集中制”。
“总纲”指出，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又要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部分，进一步指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六大基本原则。
该章节从第十条至第十八条共1832字，其中“请示”一词出现2次，“报告”一词出现5次。
由此可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的“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
因此，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才能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
第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并指出：“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
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
孔子说‘游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
”针对党内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强化党的观念，增强组织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四个服从”，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再次提出，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遵守政治规矩，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提出:“全党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
”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证明，只有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全国上下一盘棋”，才能真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稳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责编：龙门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