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8462(2003)04-0571-06东京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北京的启示①沈 金 箴(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中国北京 100871)摘 要:从分析东京由一小城堡历经国家政治中心、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到最终演变为现在的世界城市的过程入手,认为东京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有四个特点:以创新为源泉的雄厚综合经济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基础,国家信息中心的角色是东京形成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关键,以国家战略要求为发展主旨是东京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保证,再塑全球竞争力是东京保持其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手段。
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北京在这四个方面所存在的优劣势,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北京发展世界城市的四点建议。
关键词:世界城市;东京;北京;启示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
为许多学者公认的与伦敦、纽约并列的三大顶级世界城市之一。
从江户到东京,东京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小城堡向现代资本主义大都市的转变过程,也经历了从一国政治首都向全国经济中心、世界经济中心转变的过程。
北京,从一边防重镇到封建社会的传统国都再到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从单纯的政治中心到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如今又向世界城市迈进。
北京在经历着与东京类似的历史轨迹,因此研究东京世界城市演变过程对走向世界城市的北京有着极有意义的借鉴作用。
作为世界城市的东京是指以首都圈为依托的东京都(Tokyo Metr opolis)。
1 东京世界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为亚洲的世界城市,东京有着不同于纽约和伦敦的发展轨迹。
它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之后,首先作为亚洲快速现代化的帝国主义政府的首都,然后才发展成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第一个非西方的重要节点[1]。
1.1 从江户到东京———国家政治中心时代东京历史上属“武藏国”,原为一荒凉小渔村。
大约12世纪初,当地的豪族江户四郎在这里建“居馆”,称之为“江户村”。
1457年,武士太田道灌在此建江户城,开始了东京的城市发展史。
由于江户面江临海,背依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腹地经济较为发达,故建城后,逐步成为武藏国的政治和贸易中心。
1590年,统领关东八州的德川家康将统治中心移驻江户,在此设立幕府,于1640年建成“天下第一城”———江户城。
19世纪初,江户人口已达100万人左右,不仅是日本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当时的日本朝廷虽设在京都,但统治实权掌握在将军和武士手中,所以江户是事实上的政治中心。
1868年明治维新结束了幕府统治,鉴于江户在全国的重要地位,遂迁都江户,改称东京,与西京即京都相对称。
从此,东京正式成为日本首都。
这一时期东京的主要角色是国家政治中心。
1.2 明治维新后的发展———国家经济中心功能形成时代明治维新后,在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日本现代经济获得快速发展。
但日本对外开放之初,也就是明治维新后最初的20年,东京只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工业生产额低于爱知、大阪两地。
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使东京的经济地位逐步上升。
日本工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伴随着产业革命中资本、人口以及以四大财阀为首的企业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集中,东京由单纯的政治性城市逐渐转向兼有政治、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
政治、经济双重中心功能的聚集为东京日后成为世界城市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大城市圈奠定了基础。
但这时期东京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并不稳固。
表现为与大阪的相互竞争中。
1923年东京地震对东京造成巨大损失,全国经济中心移至大阪,并一度超越东京。
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作为首都,东京再次获得高速发展,人口猛增,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京带来了比地震更为沉重的打击。
在美军军事管第23卷第4期2003年7月 经 济 地 理ECONOMIC GE OGRAPHY Vol.23,No.4Jul.,2003①收稿日期:2003-03-15;修回日期:2003-05-07基金项目:2002年度CALBEE日本研究基金资助。
制下,东京人口锐减,经济也一片萧条。
1.3 二战后的发展———国家经济中心功能强化时代二战后,东京国家经济中心的功能逐步得到恢复和强化。
而大阪经济不振,关东和关西相持的局面从此打破。
原因有三:一是东京的工商企业自明治以来有官商结合的特点,中央集权的财经政策有利于东京,二是东京横滨一带由于面向太平洋,在与日本经济联系主导方向———美国的经济来往中占据了地理上优势,三是在京滨工业地带、京叶工业地带集中了日本一大批最大的工矿企业,其生产能力也一直领先于关西。
这些都决定了以东京为核心的东京圈在二战后恢复成为日本的经济中心,并得到强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在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指导下,日本经济开始腾飞。
1960到1986年,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3%上升到11.8%。
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过美国。
由于日本产品具有节能、环保和生产自动化等优势,在国际市场极具竞争力,这为日本赢得了巨大的贸易盈余,金融储备因此大量增加,从而提升了东京在国际金融和相关事务中的地位。
全国工业化过程的积累为东京发展为世界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1.4 《广场协议》后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心时代1985年的《广场协议》①(Plaza-Agreement)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FDI)。
在此协议下,日元升值,美元遭贬,促使日本向亚洲国家的投资加快,以寻求更低生产成本。
过去东京是日本全国的经济中心,而随着日本FDI由日本流向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和欧美等国,日本经济也就发展成为一个跨国体系,而东京就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它的角色因此而转变成为整个亚洲经济体系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中心。
许多日本企业把生产全球化的同时,将总部留在了日本的中心城市,尤其是东京。
中心管理功能(Central Managerial Functions,简称CMF)也就成为东京的主要职能之一。
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司的总部选择了东京,但东京作为亚洲、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则进一步升华了东京CMF的发展。
跨国金融资本的流动更是促进了东京CMF的发展,巩固并加强了东京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控制地位。
2 东京世界城市的发展演变特点2.1 以创新为源泉的雄厚综合经济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基础在日本经济成长为世界三大经济实体之一的背景下,东京经济综合发展,首都经济特点突出。
与纽约、伦敦不同的是,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东京仍是日本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京一直是日本最大工业中心,此后因工业外迁,其工业地位在国家经济中有所下降,但仍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
1987年东京的工厂数量、工业销售额分别占全国的12%和7.3%,仅次于爱知县、神奈川县和大阪府,居全国第四位[2]。
东京的工业结构体现了为中枢管理功能服务的首都特色。
印刷出版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电机、通信机械、精密机械和运输机械为主导部门,尤其是印刷出版业,销售额占全国的一半。
东京第三产业极为发达,是国际和日本的金融、管理中心,日本最大的商业、服务业中心。
东京的商业(尤其是批发业)、金融保险业十分发达,其重要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形成,此后,二者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不变。
而服务业比重则从1975年的16.1%上升到1992年的25.6%,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其中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中央及地方政府和各种公司总部。
服务业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推动东京第三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力量。
创新是东京产业发展的源泉。
自1960年代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城市环境问题的出现,使东京制造业纷纷外迁到国外或横滨一带,因此曾有人预言制造业将在东京消失。
但事实恰好相反,东京的主导工业部门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其中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对日元升值、日益激烈的竞争和顾客的严格要求,它们规模不大,曾经是政府的搬迁对象,但却通过不断创新来提高自身的市场适应能力,成为全国制造业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如以大田区为中心的东京南部的产业综合体已成为日本机械产业体系中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核心。
并出现了工业与居住良好共存的工业居住综合体,形成理想的土地利用模式,最终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没有创新就没有东京制造业今天这样的生命力。
创新也是东京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源泉。
众多总部在东京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量的低级产业、资金和外围技术,经济活动分散化导致管理的复杂化。
因此跨国公司为了实施全球生产、资本的有效控制,就要求服务业不断创新,生产新的服务种类和新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控制不断延伸和拓宽的全球产业链的需要。
2.2 国家信息中心的角色是东京形成世界城市核心572经 济 地 理 23卷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美国利率上升,美元急剧升值,日元相对贬值,导致日本对美贸易大量盈余,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1985年9月22日,美日法德英等五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云集纽约广场旅馆,签下“广场协议”,以降低美元对日元等货币的汇率。
日元升值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导致1986年秋季日本经济的短暂衰退。
功能的关键东京作为全国乃至世界的信息中心,来自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息是主导东京世界城市核心功能形成的关键因素。
根据Junjir o Takahashi和Noriyuki Sugiura(1996)的分析,东京的功能具体表现在7个方面:政府功能、商务和金融/管理功能、流通和运输功能、制造业和R&D功能、服务功能、教育和研究功能、媒体功能[3]。
这些功能有一个显著共同点,即都与东京作为全国乃至世界信息中心的角色密切相关。
作为首都,东京具有关键性的中央政府功能———立法、行政、司法,以及代表国家间重要交往的外国驻日外交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东京地方政府机构,政府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能犹如一巨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各种中心控制功能聚集于东京,如中央政府将所征收的超过全国2/3的公共税收的相当部分用于财政开支,而且东京政府将开支掉所有税收(包括公共、地方税收)的2/3,巨大而复杂的资金流(某种意义也是一种信息流)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各种管理功能集中于东京,同时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源作用和拥有的审批权也促进了各种政府办公功能和大公司总部集中于东京。
东京良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金融、银行、保险、物流、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生产者服务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东京集中了全国17%的高等院校、短期大学和27%的大学生,东京还拥有占全国1/ 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级的。
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的聚集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如政策的制定和咨询)、新产品的研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强烈的促进作用,所以虽然日本政府曾试图将东京的高校分散到城市之外,但最终发现人为的分散仍抵挡不住东京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与首都活动和产品研发关系密切的科学、工程研究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