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嬗变与超越王国成2013-1-10 9:51: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2年7期第68～81页作者简介：王国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西方经济学以研究稀缺资源配置为主旨，将理性行为特征禀赋给“经济人”，①作为理论的基元和逻辑分析起点，经过抽象、舍弃、隐含和改善，使得理性人基本特征的表述、作用及局限逐渐规范和清晰，②内在地规约了经济学的特质和演进方向，也在孕育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自身的核心假设所进行的“公理化”和“科学化”包装，逐步使理性人演化确立为一种立场和认知观，上升为理性主义③的笃定信条。

这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思想特征谱系之一。

从学说史角度对理性主义的特征、含义、作用和表现形式等已有比较深入的探究，④而本文则承继博弈论研究策略行为的原理和方法，侧重分析在理性假设与经济理论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推动下，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演变历程与可能的超越及发展趋势。

一、完全理性与资源配置自原始社会解体后，个体自利行为被视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源动力和微观基础，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共性无疑都会对资源配置总体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理性行为假设一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硬核，既是逻辑选择之必需，也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使然。

(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想谱系与发展历程作为整个理论体系奠基层面的关键性假设，且要与社会需求和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对应，“经济人”概念的诞生和成长大致上经历了以下过程。

初创阶段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部开山之作中首先塑造了作为市场主体的自利人，这成为“经济人”的雏形。

后经穆勒将其抽象和形式化为假设，终于由帕累托首次正式使用“经济人”概念。

这是与工业化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相应的，也带有深深的“理性时代”烙印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马歇尔等人，伴随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和鼎盛，得益于边际分析等方法，“经济人”概念承载起整个新古典经济学。

在第三阶段，贝克尔等人明确考虑非经济因素，如名誉、伦理和情感等，经济理论的视野和疆域迅速扩张，在此强势驱动下，不断修正和完善对“经济人”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如今人类认知能力和手段的提升，使得全面、深入地考察现实世界中偏离理性规范的异常(anomalies)或非理性行为成为可能，正在将“经济的非理性”扩展到“非理性的经济”，⑤涉及所有与行为有关的社会科学，似乎要进入建立一个“经济学帝国”的新阶段。

在市场经济背景和单纯经济利益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新古典行为假设(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反应模式)的建立，在主体行动空间和资源配置结果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使两个空间同构或等价。

这样做能为在最优化框架下规范地分析经济活动，提供基础保障和技术上的可行性，也促成了经济学研究中心问题的明确定位，即效率意义上的资源优化配置。

理论逻辑一致的内在规定性，一定时期内现实经济活动的需求和条件约束，以及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和制度安排的保障，强化了这一理论的特质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地位。

于是，只要以资源配置为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理性行为假设就会不断被强化、丰富和完善。

从哲学思想层面为促使经济学“自然科学化”的考虑，需要增加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最大化，考察时间因素情况下的动态最优化；同时也需要在社会学意义上考察人类行为能力，⑥通过类比生物的本能行动，逐步修正对人类完全理性的表述，等等。

但这些充其量也只是在既定方向上，对理性探讨的自然延伸和扩展。

(二)理性的规范、功用及局限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统领下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学科，那么，将基本行为特征外生给定，将其他外部因素作为约束条件，如此这般的简化和悬置，目的是突显实现最大化的选择行为。

遵循这样的理论逻辑，构成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生命主线。

然而，或现或隐地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以理性人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假设虽然也在不断地丰富改进、被赋予新的含义，而且在近年比较有影响的一些理论教科书中有了对完全理性的规范界定，⑦却至今尚未真正形成公推的、权威的、完整的表述。

众所周知，对个体基本行为的标准化、同质化和原子化⑧处理，是为了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转化为对资源配置的聚焦。

换句话说，完全理性适用于按统一价值标准衡量的事物和活动，如一般商品市场上的交换关系和选择行为。

偏好(序)关系是人的行为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可知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样做比那样做要好，这就是理性。

然而，这类理性以及隐含的假设中没有度的区分、结构类型的形成演化和对广泛存在的非理性行为的解释。

其实，经济学理性的演变和改进都有其内在动因，都是由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而诱发的，在中国的改革发展环境和经济理论建设中尤应如此。

理性行为假设的必要性是相对于承载和支撑着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而言的。

与其说考察理性假设的合理性，倒不如说考察其作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基础的作用，由此再通过演绎推理方能建立起自恰(self-contained)的理论体系。

在近现代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一定程度地受公理化思潮的影响和使经济学所谓“科学化”愿景的推动，西方经济学被打上理性主义的时代烙印。

在基于个体理性给出的最优决策行为模式和规范表述中，或隐或现地包含了偏好函数的定义域与商品集合(由各种状态和事物组成的真实世界中的可选择物理集，或者说是主体的行动空间)的相应性，行为主体(agent)决策变量的变化范围与实际可行的选择范围的理论一致性；商品选择空间与效用函数的定义域相同，偏好序具有的完备性、传递性以及现实中的可完全实现性等。

从相对意义上考察理性行为假设，或许没有比新古典的基本行为假设能更好地满足解释现实和理论建设需要的其他个体行为方式。

但不应该忽视的是，理论起点的选择是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反映，是在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及其环境和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必要性和可行性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科学本质使然，任何理论体系中都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假设，崇尚演绎、基于公理、最为严谨的数学尚且产生了非欧几何的理论分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的绝对真理过程，必然包含着对相对真理的不断突破。

当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理论前沿分支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传统理性乃至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和突破，可能引起对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运行机制和个体行为方式的特点及规律性全新视角的再审视。

经济发展实践使各类行为主体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历练，在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这一理性逐步改善，但至今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个体中心主义的认识观。

它作为理论的基点或演绎推理的逻辑大前提，以假设形式出现，要么“不言而喻”，要么从理性的产生发展动因和阶段性特征予以辩解。

⑨但从经济学基本观点与理论目的的关系角度，分析探讨理性主义的作用的论述并不多见。

在用结论的有效性证实初始假设的合理性的同时，一旦出现结论与现实的相背，自然会使人们怀疑假设的普适性，质疑与改进也正源于此。

二、有限理性与决策过程对每一行为主体或决策者来说，只有当外部世界完全可知(或者不完全信息的分布类型已知)，自利行为目标清晰，并且具有完备无懈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时，理性才有存在价值。

然而，更常见的现实行为表现是理性的不完备，完全理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常常被肢解和突破，派生和演化出一些新的理性形式。

当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资源配置结果扩展到配置行为过程，并考虑资源配置结果与决策过程的关系时，才能使从客观世界获取的信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主观行为能力，逐步廓清学科边界，并促进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融合，促使最优化决策标准行为模型的改进，为经济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有限理性若干类型西蒙等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系统地研究和发展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是对真实世界中不完备理性的认识和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⑩人们注意到时点上的资源配置与决策活动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以及由此引出的理性限度问题。

于是决策理性不仅注重结果理性，也开始探讨基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行为能力的理性行为过程，使经济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

逐一放宽完全理性(显在或隐含)的条件，从不同角度考察行为属性，可得出与有限理性相关的若干表述，(11)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传统理性的困扰。

下面侧重对经济管理活动中几种主要的有限理性表现形式作简要概括，为便于论述，根据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将它们划分为两大类，即优化理性和探索理性。

1.优化理性(optimizing rationality)，是指在既定环境条件下目标清楚(无论是最优的还是满意的)，满足行为与目标实现相一致的逻辑关系；这类行为属性主要包括实质理性、受限理性、递进理性和调适理性等非完全理性形式及表述。

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是对具有手段—结果(Means-ends)本质属性和行动逻辑的一类理性的总称，与目标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objectives)、强理性(strong rationality)是同义语。

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意图理性(rationality driven by intentions)、过程或工具理性(process rationality)、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规则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rules)、价值理性(rationality influenced by values and affects)、选择理性(selected rationality)。

虽然偏好关系和效用优化标准可能会因人而异，但这类理性表述的共同点是：遵循同样的“目标—手段”逻辑关系，以偏好给定、目标明确为起点，寻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或给定目标下的行为最优(成本最小)。

受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强调的是目标实现中手段和能力的有限性，是在手段意义上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和发展；而实质理性则可更多地看成是在目标确定意义上对完全理性的近似。

由于满足决策目标的多元性突显了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对行为特征更难予以规范描述，在受限理性假设下经济运行的结果类型更难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生命力。

递进理性(incremental rationality)，是用来表示一个决策者能在决策过程中逐阶段(点)提高能力的行为特性。

即根据已获取的经验、情境的变化、新的约束条件的出现、个人偏好的演变等，将每一阶段的理性作为可变因素的函数重新评估。

决策者有意识地按这种方式行事，并本能地继续这样做，此时的决策类型和所遵循的规律设为既定的。

递进理性与调适理性、情境理性有关，涉及由真实选择方式表现的或受直接约束影响的理性行为。

调适理性(adaptive rationality)，是指在相互关联的决策中，决策者由于情境、知识或偏好的变化而对以前决策中遵循的理性规则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