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属于现代的、英国传统的、哲学家的哲学史。
之前对它有些偏见，正因偏爱看德国传统的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东西，此次阅读，纠正了我的一些偏见。
大体有以下一些印象比较突出。
一是，思想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关联罗素有如下表述：“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
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之后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
”到底思想与行动对世界的影响哪个大，罗素的看法是，思想。
现实中那些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往往没有怎样体现出他们的力量啊?罗素认为，观念决定行动，行动者的行动来自其内在思想，而他的思想来源于更早的思想家。
也就是说，思想家的影响力往往会滞后一些。
但它的影响还是决定性的。
二是，回答了思想史上存在诸多各种个性思想流派的原因搞笑短文罗素的看法是：“知识优异的人们与他们当时的社会的关联，在不一样的时代里是十分之不一样的。
”“……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
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哲学家们通常都是具有必须的心灵广度的人，他们大都能够把自己私生活中的种种偶然事件置之度外;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超出于他们自己时代更大的善与恶的范围之外。
在坏的时代里，他们就创造出来种种安慰;在好的时代里，他们的兴趣就更加纯粹是理智方面的。
”“希腊与罗马的传统宗教只适合于那些对现世感到兴趣并且对地上的幸福怀抱着期望的人们。
亚洲则有着更悠久的苦痛失望的经验，于是就泡制出来了更为成功的、采取寄期望于来世的形式的各种解救剂;其中以基督教给人的慰藉最为有效。
”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思想史上会出现那么多的派别的原因。
思想是对现实的思考，现实如何，会相当程度地影响思想家的思想特点。
后人因时过境迁，可能会感到有些想法实在个性，但是，如果设身处地，或者用孟子的话说是“知人论世”，你也就明白他们了。
因此，思想史上的流派到底哪个正确，究竟谁对呢?这个问题是不明白思想史，也是强迫思想家为你自己的时代思考。
思想是对应时代的，思想是思想家的思想，思想主要是解决时代问题和思想家自身问题的。
因而，环境不一样，会有多种思想。
罗素的例子也很好，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而且就我阅读所及，感觉到他能诚恳地承认基督教来自东方，主要是东方的思想范式，这个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真不容易。
三是，现代社会中，哲学资料和重要性不一样。
罗素明确指出了哲学资料本身的变化。
他有如下看法：“理论科学是企图了解世界的科学。
实用科学是企图变革世界的科学，……最后几乎把理论科学从一般人的心念里驱逐了出去。
”“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好奇心就从向来文学性的渐渐转成科学性的。
好一股新事实的洪流排山倒海而来，人们起初只能让这洪流挟持着往前涌进。
……从事新发现其乐无穷，而体系乃是从事新发现的死敌。
一向到十七世纪，人们构造思想体系的潜质才赶上关于各种事实的新知识。
”“从洛克时代以来到现代，在欧洲一向有两大类哲学，一类的学说与方法都是从洛克得来的，另一类先来自笛卡尔，之后自康德。
……继承洛克衣钵的，首先是贝克莱和休谟;其次是法国的哲学中不属于卢梭派的那些人，第三是边沁和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第四是马克思及其门徒，他们又取大陆哲学成分，作了一些重要的添补。
”原来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相对混沌或者说是整体性的，之后由于知识资料的增加，思想家开始逐步分工了，产生了不一样的知识。
哲学本身也开始有了较明显的分工，分到之后，自然科学知识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开始与传统哲学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即使是哲学，其中也因态度的差异而分出若干派别来了。
但这种差异，主要的还是时代和人们的生活造成的。
哲学反映人的生活，也介入人的思想，它也就有些差异。
罗素强调的是，自然科学(以归纳和实验为基础的哲学)最终成为塑造时代的主要知识范型。
(这一点对于文科的学者和学生不免有些不甘心，但事实如此)罗素自己理科成绩很好，曾和怀特海合著有《数学原理》一书，因此也敢于大胆地批评黑格尔的数学和在数学知识基础上的哲学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数学大约不比黑格尔高明，在此方面就无从下手)。
当然，读书至此，我也只能叹气，我的数学基本上是四则运算水平的，又何从决定罗素的对错呢。
但应当说，过早分文理科看来在教育上确实是不大可取的(当然给偏科且优异的学生以进身之道，是务必的)。
四、哲学中真与善的冲突哲学中的争论，有的是内部争论(理智争论，总会有个结果)，有的则属于外部争论(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属于态度争论)，但更多的是外部争论。
(内部争论和外部争论是我生造的词)如果明白这一点，就能够避免在外部争论上花太多没有必要的力气，从而直接应对真正的有好处的讨论。
罗素的看法是：“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向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齐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
这两部分未能充分划分清楚，自来是超多混乱想法的一个根源。
”这是说，哲学中的真与善一向有冲突。
这个争论可能也是不可能结束的。
罗素更倾向于求真，但不反对求善，估计反对的是态度决定立场，以善代替真的那种蛮干。
对于“愚蠢的好人”，罗素可能没有好感。
“从道德上讲，一个哲学家除了大公无私地探求真理而外若利用他的专业潜质做其他任何事情，便算是犯了一种变节罪。
”这一个观点颇似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大家也熟悉。
但是，对罗素的这种价值中立态度，我基本认同，但仍然有些犹豫。
总体上说，此书带给的材料丰富，对西方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讨论和说，还对东方哲学给予了较高的期盼。
对各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评价，尤其对亚里士多德、康德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也颇使我瞠目结舌。
亚氏的三段论推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都基本上否定了其地位。
如亚氏和康德这样的权威，罗素竟然也没有客气，这是需要哲学上的实力和求真的态度，才能做到的。
而且，说的都是地方，不能不服。
尤其结合现实，把哲学与政治思潮和政治人物的传承关联，都进行了一个描述。
这些观点对于某些人物的思想颇有忌讳的中国来说，是十分有好处的。
罗素的观点是，在某种好处上，写哲学史需要你是个哲学家;我看，读懂哲学史著作，可能你也得是半个哲学家吧，否则根本是读不懂的。
由于之前的偏见，使我迟迟未读此书，写这几句，算是对罗素的一点歉意。
西方哲学史读书笔记曾经读过李未写的一本书叫《富人秀》。
书中有一句话让我颇觉精妙：这个世界如果从情感上来领会是个悲剧，从理智上来领会则是个喜剧。
我不太明白作者的本意指什么，但就我个人理解，它的意思是凡事不要动感情而要动脑子。
动脑子的人会从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抽取出真理，为我所用，促我发展；而动感情的人则沉湎于事务或繁华或萧索或绚烂或颓靡的表象而不能自拔，往往结局悲惨。
或许前者可以称之为“入世”后者可以称之为“出世”吧。
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这两种人是分别用“激情”和“理智”来形容的。
激情的人喜欢过集体的生活，习惯于政府权利的管辖和束缚，也往往有狂热的宗教情节，容易被权利所利用；理智的人则冷静的旁观事态的发展，他们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只专注于自我的发展和利益的实现。
事务总是相通的，而善于思考的人也容易找到思想上的契合点。
这不，一个上海小女人的文字和一个英国思想大师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内容庞杂，涉及到很多的人名和学派。
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我的知识显然不可能和一个研究范围不太广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段范围以外的东西了。
”读到这我就已经感觉到，这样一个试图以理性客观的语言描述西方哲学发展历史的人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
不是吗，罗素一生曾经两次入狱，一次是因为反对战争，另一次则是因为反对核武器。
如此为着自己的个人信仰而奋力力争的人应该算不上是一个“出世”的人吧。
但为何我们总是偏爱那些有激情有思想甚至狂热的有些幼稚的人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人类骨子里那种柔软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是啊，理智固然好，但作为血肉之躯的人，理智只能是“与可感觉的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罢了，正如对近代数学理论有巨大贡献的毕达哥拉斯，这个集理智与个人情怀于一体的天才一样。
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和算学的奠基人，可他身上又总能找到神秘主义的影子。
例如他的教派里有这样看起来不近人情的规矩：不能吃豆子，不能碰白面包，不要在大路上行走，不要在光亮的旁边照镜子等等。
理性的东西和神秘的东西统统体现在毕达哥拉斯教派的身上，让我再一次认识理性和感性这对矛盾是不可能完全摈弃彼此的。
我最近一直沉浸在对自己过于感性的自责中。
在责任和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的选择大抵是责任。
明知权利的好处可又不忍辜负使我负担责任的人之期望的眼神。
无奈的选择之后便是对自我的否定和对人生消极视角的确立。
然而当我看到如此之多光辉人物亦有情感、踌躇、敬畏充斥内心的时候我才稍觉释然。
曾经庆幸自己在北外投出了那张简历才得以今天坐在这教室里，也使我意识到我也似乎具备那些在我看来曾经不可企及的潜能，我也可以忍受深夜备课到两点的孤寂，也可以将每天在讲台站立十个钟头的疲惫当成一种享受。
但我不想证明什么，勤奋不是成功的必经之路，懒惰的人也许会更辉煌。
成功了或许也无需感谢谁，因为在我们看来似乎确凿的因果关系里往往无非是神意使然。
笛卡尔说：此钟走到正点，彼钟鸣叫起来，于是人们得出结论：此钟是彼钟鸣叫的原因。
看似荒诞却发人深省。
还是让我回到勤奋和懒惰的话题吧，笛卡尔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爱睡懒觉、不到中午不起床的人。
后来瑞典女王要他每天清晨进宫为自己讲学，笛卡尔才不得不早起。
一年后他就死了。
生命没有生死之忌，只有轻重之分。
谁也不能否认笛卡尔的生命是实而重的。
但他却是一个懒人。
也许像罗素所说的那样，他为了维持绅士派业余哲学家的面貌，假装比实际上工作的少亦未可知。
不管怎样，这个秉承“我思故我在”为哲学第一原理的永远衣冠楚楚，佩挂一柄宝剑的绅士让人觉得那么可亲可近。
然而在所有罗素称之为“哲学家”的人里，我最为信奉的一个是康德。
不仅由于康德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的人，以至于大家惯常根据他作保健散步经过各人家门前的时间来对表，而我自己也有着类似执着的生物律，还在于他诉诸于感情的自由主义思想。
这又合了我素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浪漫情怀。
我崇尚自由，喜欢无拘无束，而康德的一句“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行为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深合我意。
然而人的思想和人的行为常常背道而驰，就如我经常给人留下“循规蹈矩”的印象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心灵对于长期行为守旧的一种背叛还是行为为叛逆心灵做的一种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