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读后感《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通过几个月系统的调查研究，同几十个部门的负责人谈话，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然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

读任何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作品都需要结合作品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需要来解读。

书中在论述十大关系的观点中有些仍然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有些则需要加以补充或修改。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早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已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不论是建国之初还是位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在，实体经济，工业生产永远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命脉，无论虚拟经济多么的繁荣，工业生产依旧具有其无可替代的地位，不然特朗普上台前也不会提出“再工业化”。

但毛主席也同提出“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非常的微妙，农业为国家的基础，但是又不能不通过发展工业来振兴国家。

“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毛主席一共给出了两种思路。

对于现在人们对于虚拟经济，炒房等积极活动的热捧，毛主席当年对于产业的认识与分析依旧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2.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在科学地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时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主客观依据。

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是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的前提条件。

在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新生政权采取了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高压政策，战争威胁时刻存在，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

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认为会有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

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趋缓的准备判断，为沿海工业带来了契机。

“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如同毛泽东其他许多正确的思想一样，在实践过程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包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

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间，由于贯彻了这一思想，沿海工业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支援了内地工业的建设；进入60 年代中后期，由于又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不符实际的估计，认为战争威胁随时存在，再度对沿海采取压缩内迁的方针，违背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正确思想，建设速度受到抑制。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

新时期改革开放历程进一步验证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科学性，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工业发展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起步的重大部署，也是利用和发展沿海优势的具体体现。

此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海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3.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949年7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为封建旧社会画下了一个句号，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铺开了新的篇章，国家实力需要壮大，经济也亟待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1956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这必然带来的是军队人数的缩减和国防建设比重的下降，如何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建设发展，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从《论十大关系》中，我们能够知道，从当时的状况来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内需不足，经济水平亟待提高，只有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国防建设才能施展开。

曾有句谚语如此说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忽视对经济建设这个占主导、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无疑等于夺走战士的枪杆子，即使再有智慧的将军，没有先进的装备，没有充足的军费，也打不出漂亮仗。

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只有先解决了物质问题，战士们才有力气保家卫国，国家才有底气。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商鞅曾说过：“国不福不可以养兵，兵不强不可以催敌。

”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防建设。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依存，次要矛盾也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防建设不加强，为建设新中国而所做出的努力又会因为不敌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而付诸东流。

所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筑好新中国的“长城”。

综上所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应该协调发展，分清主次，既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也不能忽视对次要矛盾的解决，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的那样：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吧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只有吧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会有更大的进步。

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民众的生活。

关于这个点，毛泽东主席给出我们正确的观点，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要顾及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建设好社会福利，不能像苏联之前那样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拿来的太多了，这样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无心于生产，这个样子不是像社会主义，反倒像旧时地主欺压农民一样了。

当然了，也要关注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工资问题一直也是现代这个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工资水平上调还是下降，群众关心至极，所以国家应当出面调节，不能让先富的人跑掉，说了要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调节最低工资水平还是要看各地的经济状况，政府单位要为经济水平落后的做努力，在招商引资这块，政府要首先建工厂，不然光说建企业工厂，政府自己不去，让别的企业去，那那些企业肯定是不情愿的，所以政府应当起带头作用!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在对于农民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在农民收到更多的稻谷而没有地方安放时，国家挺身而出，当然了，这个价格方面还是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为了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利益！国家严把最低价格！而关于生产单位，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就要达到共同富裕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把企业抓的死死的，那这样企业如何谈创新，谈发展，那就是带着镣铐在跳舞，无法大展身手，还是要给企业适当的权力，自负盈亏。

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没有搞清楚给企业怎样的一个度，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提出了引进市场经济，吸收资本主义的精华，去其糟糠。

的确，这之后的中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中所有王朝的兴衰，在古代，君主采取的措施都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不断地分权，君权不断加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因为每个地方宗教、习俗、文化等各不相同，所以，地方权利的削弱，极大的限制了地方的发展，使地方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独特性，各级文武官员也只需要听从上级安排，机械性的办事，形成了惰性和腐败滋生的现象，遏制的地方经济和地方民主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毛主席在1956年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报告第五条就是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发展。

我认为，毛主席当时的观点十分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理由如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一个指挥全国中央和地方分工协作的风向标。

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扩大地方权力，有助于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我国当时工业化和经济都比较落后，需要因地制宜，各个地方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扬长避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各自发展，促进了地方的交流、合作、竞争，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国家集体利益的发展。

如今，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造和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相比如1956年大大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蒸蒸日上，反腐反贪的社会风气逐渐盛行，相比于1956年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进一步扩大地方权力，提升民众民主、民族意识，由县级普选逐渐发展为市级，并向省级、全国普选逐步发展。

中央的全国统一指挥不能改变，必须把握好大方向，全国统一指挥、统一规划。

针对地方发展不平衡，加强西部大开发战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全面促进地方进一步交流和合作，提倡多个地方共同商量办大事的作风，中央办事要核实地方各个情况，因地制宜，不能冒下命令。

大力发展地方文化特色，使每个省、市、区都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提升地方民族自信力。

对于外来文化，地方要选择性接纳，向中央提出疑问，促进更好更快发展。

6.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主张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分布广泛，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有句话：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的“物博”。

许多年来，汉人大量移居新疆、西藏、云南和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若反客为主占据“物博”，用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厚资源去发展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甚至谋取私利，就会在这些地区种下仇恨。

因此，我们必须尽全力多为少数民族谋取福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与此同时，中共和毛泽东创新性运用马列主义中关于民族平等思想原则，有效地解决我国民主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把毛泽东关于民族团结理论融入当前如何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之中，如何做好民族团结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党的团结加强民族内在凝聚力，汉族人民主动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缩小区域差异，维护社会秩序，匡正社会风气，杜绝少数民族独立思想，加强各民族人民教育水平，提高群众素质宣扬民族统一和谐。

7.党和非党的关系对于党和非党关系，毛主席提到“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

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了我国未来的党政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