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倾注生命的学术著作——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评价作者：凌绍生来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蔡仲德先生的音乐美学著作——《中国音乐美学史》（以下简称《史》著）洋洋六十余万言，记载、编纂、建构、评述了中国三千年的历代乐论文献史、音乐美学思想史。

这是一部值得理论界关注的有关中国音乐美学史方面系统，详实的专著。

蔡先生在他的《史》著的后记中说：“这部书稿倾注着我的生命，我在其中思考着音乐、文化、宇宙、人生”、“……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创造人，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发展教育，改造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包括人文科学，美学艺术的现代化。

”作者的这些言语真实地表达了一位中国学者治学的理想和期望，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倾心著书的本意。

1990年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蔡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下册，共五十三万言。

这样蔡先生就以他的《史》著为主体，以《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为羽翼，构成了他的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构和体系，这对建立、完善中国音乐美学史科学体系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笔者因教学、科研的需要，并以《史》著作为研究生课程的教材，故而比较认真地学习、研究了这部著作。

现仅就《史》著的两个基本学术论题——《史》著的建构体系以及《史》著在评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的具有学术、理论意义的新观点、新见解简要地作一些学术性的介绍和讨论，以期促进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建立、完善中国音乐美学体系提供研究性的借鉴。

一、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建构体系蔡先生的《史》著明确地提出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对象是中国古代见于文献记载、表现为理论形态的音乐审美意识和理论。

它们包括一、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二、诸子百家的“子书”及后世文集中的有关论述；三、儒家经典及其他经典中的有关论述；四、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律志；五、西汉以后的音乐诸赋；六、宋元明清的琴论、唱论（含曲论）等等。

《史》著并将以上的史料内容编排和划分为音乐美学史的五个时期：一、萌芽期，即西周末至春秋末（孔子之前），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二、百家争鸣时期，即春秋末年至春秋战国末年，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三、两汉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四、魏晋至隋唐时期，即公元3世纪至10世纪；五、宋元明清时期，即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

以上是《史》著的基本建构框架。

这里值得研究的重要学术问题是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其一、《史》著明确肯定地认为中国音乐美学史萌芽期是西周末期至春秋末期。

萌芽即起源，这是任何史书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史》著持此学术观点的依据是《尚书》、《易传》中有关的若干理论形态的音乐美学思想资料，虽然分别涉及原始社会虞舜、夏禹至西周时期，但它们实际是出于后世儒家之手，故而不足以说明西周前的音乐思想状况。

因此，《史》著根据资料记载情况，明确认为中国音乐史的萌芽时期是在“西周末至春秋末”，即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一部中国音乐美学史只能从此开始”。

其二、科学的历史分期必然体现历史资料内容的内在联系，以及形成历史分期的外部社会背景等因素，这是《史》著分期的基本原则。

现以《史》著的萌芽期为例来说明：《史》著认为西周末到春秋末是中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大变动时期，这是历史的外部背景和特点，《史》著将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特点的史书《国语》、《左传》中的虢文公、史伯、众仲、谷阝缺、师旷、季札、医和、子产、晏婴、单穆公、伶州鸠等人的论乐语录加以精选，分别按音乐美的构成（共二段乐论）、音乐与自然的关系（共八段乐论）、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共七段乐论）、音乐的审美准则（共四段乐论）等四个方面加以精心的安排，并在本章最后的结论部分将以上的乐论明确按以上四个方面加以归类，表明作者既希望充分体现中国音乐美学的民族特色，又希望将它们纳入现代意义音乐美学形态的规范。

这也是著作者在美学结构形态方面的尝试。

其三、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1990年出版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笔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比较集中系统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辑录，它确保了《史》著系统的建构体系。

其四、《史》著的每章节均按概述、（历史背景、史料问题、学术思潮）史料及作者介绍、史料评述、结论（概括归纳史料的内容，小结作者对史料的评述的学术观点）的建构形式而展开其论述。

其中对史料评述部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也是《史》著主要的部分。

每章节的乐论小标题，作者均运用了能反映该乐论核心思想的精炼的语句，简明地表明本章节乐论的内容，例如“虢文公的‘省风’说”、“史伯的‘和同’说”、“医和的‘中声’、‘淫声’说”、“审美准则——思无邪”、“声音之道可与禅通”等等。

这种做法使读者在读其几十万字的《史》著时既能抓住其理论要点，又便于记忆归纳，同时，这种做法也以精炼，简要的标题建构了《史》著的基本框架，这是作者在著书时在结构体系方面的精心安排。

总之，《史》著以系统、详实的特点勾勒出华夏民族的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音乐美学体系。

《史》著本身既有清楚分明的框架结构，又有丰富的乐论内容，既有评论，又有概括性的美学思想观点；既体现了现代音乐美学的形态结构，又体现了中国音乐美学的民族特色；既有评论，又有争鸣。

应该说，《史》著对建立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科学体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史》著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理论几个基本命题的评述《史》著的主要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于其中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论述。

现就《史》著的作者评论——主要是不同一般的、新的学术见解和观点以及作者对以往有关美学史、思想史、古代音乐史的不同见解、争鸣的论题，选择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理论问题作简要的介绍和讨论，以推动理论界对这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的探讨，促进中国音乐美学史学科的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不能称为“音乐美学”，只能称为“音乐观”。

如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94年4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认为：“音乐思想（按：指中国古代的音乐思想）即音乐观，是指对音乐的看法。

”并以具体的例子说：“《乐记》是我国古代一篇有关音乐的专著。

但它们侧重的是古代的音乐观，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音乐美学，它讲的主要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利用音乐作为巩固自己的政权的统治术，而不是为了研究音乐艺术本身的艺术美与艺术价值问题。

”（见该书的84、87页）。

以上的学术见解是关系中国音乐美学史是否能确立的重大学术论题，对蔡先生的《史》著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挑战，孰是孰非？值得探讨。

与金文达观点相反，《史》著对《乐记》有以下观点明朗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乐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美学专著。

”它的某些思想（如“天人合一”）是“成熟形态的音乐美学思想”（343页和356页）。

《史》著在评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说：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思想自成体系的音乐美学专著，“《声无哀乐论》则注意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感作用、娱乐作用、养生作用，它抓住音乐物质材料的特性，把音乐作独立的艺术即纯音乐加以研究……更深入音乐内部，更带有思辨性，更具有美学价值”。

这就表明，《史》著是在努力发掘中国古代乐论所涉及的美学问题所蕴涵的美学意义。

这种努力似乎表明，中国古代乐论虽不具备现代美学形态，却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

这是对“音乐观”论的否定，这种否定能否确立，值得探讨。

《史》著虽有六十余万言，但其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集中浓缩于《史》著的绪论之中，尤其应该予以重视。

例如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分期的论题中，对各历史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内容、结构、时代背景作出了概括性的提示。

如在魏晋至隋唐时期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作出如下概括性的总评价：声无哀乐论“实质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传统礼乐思想的批判，其‘躁静者，声之功也’的论题则深刻揭示了音乐的特性，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乃至世界音乐美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7页）同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的儒道两家思想”的论题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道家音乐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老子——庄子——嵇康——李贽等发展阶段。

从而给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体系，是一个独特而又新鲜的学术见解，也是一个很值得理论界重视、研究的论题。

在绪论部分的“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几个问题”一节中认为中国音乐美学实质是讨论“情与德（礼）”的关系、“声与度”的关系、“欲与道”的关系、“悲与美”的关系、“乐与政”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雅与俗”的关系。

著者在此集中概括发表了作者的不少新鲜的学术见解和争鸣意见，很值得理论界的思考和研究。

绪论部分“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特征”的论题中有一段黑体字的标题——“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注意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

这是《史》著绪论对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特征概括性的学术见解。

这一概括性的结论是比较符合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实际的，但这又产生了一个如本文前面所述的“音乐观”和“音乐美学”的是非问题。

绪论部分“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的关系”一节，提出打破旧的“天人合一”，在高度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上，建立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必须在这三者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即真正自由的、审美的理想境界。

并提出反对以礼、天为本，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及“人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现代化”——除了现代化的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超越精神、干预精神和自由意志等。

这些都是《史》著比较新鲜的学术见解。

三、关于《史》著的评述中提出的新学术见解笔者在学习，使用《史》著过程中，感到颇有新鲜感的是第二十六章对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以及第三十七章对“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的论述，其结论性的观点表现如下：其一，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由《老子》提出，经过《庄子》的改造，便从否定一切音乐变为只否定礼乐，从否定音乐的一切作用变为只否定教化作用，而肯定娱乐作用，经过嵇康的改造，又从否定有声之乐变为肯定有声之乐，经过李贽等的改造，又从提倡无情与以恬淡为美变为否定无情与以恬淡为美，从否定郑卫之音变为肯定郑卫之音。

经过两千年的历史，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各自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强调礼的制约，必然束缚人，又束缚乐；道家崇尚自然，必然追求人的自由也追求乐的解放（9页）。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经历了《老》、《庄》、嵇康、李贽三个阶段……”（544页）“……这同样说明道家音乐美学思想随历史的发展变得更合理、更科学、更接近人、更接近人民”（717页）。

这一论述，将嵇康、李贽（包括汤显祖、李开先、张琦）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明确纳入道家音乐思想并认为是道家音乐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