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驹案：2000年3月9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社主任兼深圳都之都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宝驹等四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法经营案，最终邓宝驹以职务侵占罪被判刑15年。

通过学习对上述案例有以上几点看法。

一、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1、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认定
199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2、关于人员的认定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所说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

第二款是说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中由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的人员侵占公司、企业财务，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依照法律规定故本案中邓宝驹因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没能以贪污罪论处。

二、职务侵占罪与近似其他犯罪的区别
1、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
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存在密切的关系，从立法过程上看，职务侵占罪由贪污罪分化而来。

二者有诸多相同指出：（1）主观上均为故意。

（2）客观方面都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盗窃、骗取、
侵吞或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1）犯罪主体不同，这是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最主要、最本质的区别，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2）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

职务侵占犯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其犯罪对象是本单位的财物，从所有制性质上看，可以是公共财物，也可能是非公共财物。

而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公共财物，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法性。

（3）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和法定刑不同。

职务侵占犯罪的数额规定高于贪污罪。

依照《解释》的规定，职务侵占罪以“5000-20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贪污罪一般以5000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对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在法定刑上，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2、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两者的相同点是犯罪主体上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客体上侵犯的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

客观方面都表现为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

两者的区别是：（1）犯罪客体不尽相同。

两罪虽然
都侵犯了财物的所有权，但职务侵占罪侵犯了财物所有权的全部权能；而挪用资金罪只侵犯了所有权的一部分，即侵犯了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并未侵犯处置权。

（2）犯罪行为对象不尽相同，职务侵占
罪的对象是本单位的财物，外延广于资金；而挪用资金罪只能是本单位的资金。

（3）犯罪故意内容不同，职务侵占罪的故意内容是以非
法占为已有为目的，完全不打算归还；而挪用资金罪的故意内容只是暂时借用本单位的资金，准备日后归还。

3、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将他人遗忘物或埋藏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

职务侵占罪和侵占罪都是以财物为对象的犯罪，都侵犯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

主观上都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都具有变合法持有为非法占有的特点，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犯罪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只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人员，而后者的主体是持有他人财物的人员。

其次，犯罪的客观表现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不以拒不交出或拒不退还为必要条件。

而侵占罪无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实施了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后，还必须以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为犯罪成立的必要要件。

其三，犯罪对象不同。

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只
能为单位财物，而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则包括行为人代管的他人财物，也包括他人的遗忘物和埋藏物。

三、刑法中对于公有和非公有财产的区别对待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接近。

可两者在刑法上却未得到完全的平等保护，本案中就是鲜明的例子。

邓宝驹案涉案金额达2亿多人民币，影响之巨大显而易见，但在本案中由于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并非国有公司、企业，邓宝驹等人也只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而不可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根据现行刑法，对邓宝驹等三人只能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

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同条第 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罪行，依照现行刑法第382，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处罚，应当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则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由此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量刑的极大悬殊就强烈的凸现出来：如果对邓宝驹等以贪污罪处，以其情节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可按照现行刑法对其只能是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也就是说邓宝驹等鲸吞2亿，也顶多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滞后性，应适应经济发展和形势变化的要求及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