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故易常，桂馥兰馨——从婚姻法发展看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目录绪论 (1)一、婚姻法的发展历程 (1)（一）民国立法婚姻中的变革 (1)（二）现代婚姻法中的创新与突破 (3)二、女性地位变化在婚姻法中的体现 (6)参考文献 (9)婚嫁，男人为女人而婚，女人为自己而嫁。
因其是生育后代的前提，是男女结好的表现，婚姻几乎成了和幸福一样永恒的话题。
随着光棍节的到来，剩男的问题再次被提起，由于现今社会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我国男女比例达到117:100，使得男方处于选择中的被动方，女性地位相比以往大大提升。
而在近代中国，女性在婚姻中地位很低。
作者试图从婚姻法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和现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变化，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进行分析，关注现象背后的思考和启示。
一、婚姻法的发展历程（一）民国婚姻立法中的变革随着传统社会的稳步发展，较为固定的婚嫁习俗逐步形成，并一直沿袭到近代。
近代婚姻仿古制，结婚是一种家族行为，要遵循“父母之命”，体现家长的意愿，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上以嗣宗庙，下以继后世”，为家族传宗接代。
①传统社会的婚嫁习俗具有极大的剥削性和强制性，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状态，较低的社会地位也使其保受压迫。
晚清时期，由掌握新知识的新式学生首先发起了婚嫁习俗的改革尝试。
随后在辛亥革命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有利冲击下，妇女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状态也随之起了变化，“男女权利均等”、“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无故离婚”等规定逐步被提出、确立。
民国时期人们①杨剑利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
的婚恋习俗和模式处于新旧交替、逐渐变革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在当时不同政权的立法上也有相应的体现。
1.在民国十九年婚姻法颁布以前，婚姻法草案五易其稿，就五部草案的具体法律制度而言，订婚制度从无到有；近亲不婚明确规定，仅就具体范围略有差异；结婚制度分有仪式婚和法律婚两种；夫妻身份制度规定存在差异，民19年草案规定“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以夫之住所为住所，子女从父姓，未成年者，以父之住所为住所；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以妻之住所为住所，子女从母姓，未成年者以母之住所为住所”；夫妻财产制度分有共同财产制和财产分别制，虽立法技术尚欠完善，但仍有很大进步。
2.在草案交付审议之后，经过修改，于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布至二十年五月五日始施行，此便是南京国民政府之婚姻法。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婚姻法，其在中国近现代婚姻家庭法制史乃至近现代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在立法原则上，南京国民政府婚姻立法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等反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原则。
例如：关于离婚条件，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10449和1052条的规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传统法律及历次民律草案宽于男而严于女之陋习。
又如在“婚姻效力”一节，增设“夫妻财产制”，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地位和财产权益，对于财产的所有权具有了法律依据。
同中国传统的“夫妻一体主义”（实质是夫权主义）、“不得有私财”的婚姻家庭制度相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②但在该法中，仍有些问题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寻求过渡，如法定婚龄的规定中，由父母主婚的年龄期间越来越小，但从性质上看，依然是父母主婚为主。
又如婚姻法第 983 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表兄弟姊妹不受近亲不婚的限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婚姻法对长久以来近亲结婚习惯的妥协。
同时，婚姻法中还保留部分旧习，包括出于对父权和夫权的维护保留下来的冠性义务和同居义务；婚姻法第 1123 条第三款规定“虽非亲属而已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同居一家者，为家属”为妾制预留合法空间。
3.中国共产党在民国中后期也积极颁布了婚姻法律，以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其领导下的妇女解放。
1931年和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相继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离婚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等。
1944年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和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也同样对自由离婚问题进行规定，充分体现了保障妇女切身利益的原则。
（二）现代婚姻法中的创新与突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法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第一个阶段是1950年婚姻法的颁行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贯彻婚姻法运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②王新宇：《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决定自同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是为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而采取的重大立法措施。
③1950年《婚姻法》具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强烈的反封建的本质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法第1条就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对于重婚、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和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等予以明令禁止。
并且在该法颁行后，婚姻家庭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成果予以巩固和发展。
2.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
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的情况和问题，1980年《婚姻法》制定并颁行了。
该法对我国婚姻立法的发展主要有如下体现：第一，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并且将计划生育列为原则之一，并增加了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的规定。
第二，法定婚龄提高，禁婚亲的规定也改为了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③杨大文、龙翼飞、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婚。
第三，扩大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将祖孙和兄弟姐妹也列入调整范围。
第四，对离婚条款进行增补，规定如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并且考虑到我国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保护当事人的特别是妇女和子女权益的需要，在离婚后的子女、财产和生活问题上，1980年《婚姻法》对原来的规定也作了适当修改。
3.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和立法前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明进步逐渐成为了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生活的主流。
为弥补1980年《婚姻法》立法上的空白，修改某些滞后的规定，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
修正后的《婚姻法》主要就以下方面进行了补充修改：第一，总则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以及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的规定，集中体现了立法宗旨。
第二，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完善结婚制度。
第三，对于夫妻财产进行改进，列举了双方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种类和范围，规范了夫妻财产的约定。
第四，对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更加有利于保障婚姻自由，防止轻率离婚。
第五，新增设了求助措施和法律责任一章。
随着婚姻法的一次次修正，我国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颁行，婚姻家庭法制也必将更加完善。
二、女性地位变化在婚姻法中的体现女性地位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女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毫无权利可言。
随着封建等级制度逐渐延伸到家庭内部，女人没有独立的地位，成为男人的附庸，传宗接代的工具。
这种状态持续千年之久，直到有一天，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天赋人权、人格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一拥而入，男尊女卑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最初打破旧体制的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染，《草案》中将“父母的主婚权”变成了“允诺权”，而且将女性当事人的意愿与男性的意愿放在同一平台上，同样获得了法律的尊重。
在婚姻关系中，也采取了夫妻别体主义，妇女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令人惋惜的是，《大清民律草案》还未公布实施清朝就灭亡了。
并且《草案》中关于女性法律地位提升的有关规定在性质上仅局限于“体制内”的变革，并不代表男女平等原则的完全确立，存在时代的局限性。
民国婚姻法草案作为男女平等的进一步推进，使得女性地位再次提升。
草案中规定婚约义务不能请求强制履行，女性不再是婚约义务中被动客体，对婚姻选择也具有了主动性。
规定了夫妻财产分别制，明确“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确认女性在婚姻中对自己特有财产的所有权与合理处分权，使妻子享有了一定的独立经济基础，妻之于夫的独立人格开始被确立。
民国初期草案的相关规定不仅对西方近代民法中的独立、平等、自由原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同，而且对社会变革中关于女性权利诉求的呼声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回应。
这种变化使立法层面的女性权利以及男女平等有了实质性进步。
④男女平等原则的正式确立是在1931年《民国民法典》中。
如果说《大清民律师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因为身份法中对传统的保留，只是部分地体现了男女平等，那么《民国民法典》则真正完成了超越：将平等精神一体贯彻到财产法及身份法中，在各个制度上均建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
⑤在立法原则上，《民国民法典》彻底纠正了“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民事主体资格。
在离婚问题上也摒弃了之前草案中关于离婚条件宽于男而严于女的规定，在第10054条中一体平等地规定了男女对等的离婚权。
此外，历次草案均在一定制度内仍承认夫权，而《民国民法典》则无夫权之明文规定。
由此种种，《民国民法典》无愧为一个变革性的改变。
正如史尚宽先生对该法典的评价一样：“男女平等为民法所采用之原则，而于亲属、继承两编尤为显著。
在中国以往夫为妇纲，夫权与父权、家长权三者鼎力，故于夫妻殴伤、离婚等，俱见夫尊妇卑，历次民律草案均规定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离婚原因亦宽于夫而严于妇。
现行民法不复有此种差别。
他如亲权之行使、家长之担任、夫妻财产制之自由选择等，莫不承认男女平等之地位。
”女性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④徐静莉：《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以女性法律地位的变迁为视角》[J]，载《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7月第4期。
⑤徐静莉：《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以女性法律地位的变迁为视角》[J]，载《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7月第4期。
视和提高，已确立女性独立人格为核心的那女平等原则正式被确立为近代中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