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文献综述摘要：“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早已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仅从“文化”一词在社会中的使用率就可以略有体会，例如：“企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这些数不胜数，在网络上输入“文化”这一词条，出现的相关内容更是多达100,000,000个，可见“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完善的历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本文就着重对涉及“新文化史”的过去、现在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整理，以期梳理一些线索，为未来的写作提供一些便利。
关键词：文化文化史新文化史文化的外延很宽泛，涉及的内容也很多，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
但是吉尔茨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
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
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
”1文化史，即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分支，它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就其狭义而言，文化史曾与学术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如蔡尚思所著《中国文化史要论》。
一方面文化史研究或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总体，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国民性、中西文化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2新文化史是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
3一、新文化史在西方发展的文献回顾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我们可以将此事件看作为开端，在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他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打出了“新文化史”的旗号，而亨特为此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又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其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
继而新文化史开始出现发展的势头，随着后来大批优秀作者的涌现，新文化史传播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尤以美、法两国为甚。
可以说这一时期新的文化史的研究倾向是“逐渐兴起一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倾向,强调意义的阐释而非执着于历史因果的追求,重视文化的建构力。
”4西方新文化史在兴起之初，它的研究者大部分是研究社会史或者是历史社会学的，因为新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是站在对已有的社会史理论框架的批判、修正的立场上展开的，进而这些学者有着先天的优势，同时这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诟病，例如以往史学研究中僵化，枯1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11月第6期2百度百科3豆瓣读书4张仲民《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4期燥，描述的大多是宏观史实，不具体，相对比较生涩等这些问题，他们主要是小人物见长，善于以小见大，管中窥豹，在小事件中反映当时的历史。
新文化史著作数量可谓是壮观，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这部书充分体现了新文化史的特点，作者主要是在讲述生动的故事，他将印刷工人的反抗跟诡异的屠猫仪式相联系；他还通过一份为人忽视的城市概况解读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一份警探的档案，重新制造文字狱的恐怖气氛等等，他将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为人们呈现了另类的法国文化史。
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法国作家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在文章中描述疯人院，愚人船，精神病院等对那些并非是我们现在医学上所谓的精神病人的管束或者说是对待方式等来表现一些当时社会的人权关系，这是对这些人的一种理性的专断与谋杀，还有“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这不过是讲述了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被揭穿的故事情节，这是个真实与虚假相互交叉的故事，亦如我们面对的历史，有真实也有虚幻的景象，但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教授在这部作品中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总是是非善恶缠绕在一起的现实，不是非善即恶的那么分明，当身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该如何真正理解局中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选择，当身为现实的局中人，如何真正洞察全局面貌和周遭环境，要处理好这样的角色转换；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1975 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西蒙·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 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这些作品大多都是在小人物或者小事件中，新文化史学家们却发现了更深层的内涵，体现着他们的智慧。
然而这些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新文化史中有趣的著作还有很多：例如：（英）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美）马克·科尔兰斯基《鳕鱼》、《盐:生命的食量》；（英）多尔比《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美）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英)普兰温·科斯格拉芙《时装生活史:人类炫耀自我 3500 年》；（美）劳丽﹒罗勒《世界鞋史》；（美）马修﹒哈特《钻石的历史》；（美）马克﹒彭德格拉斯特《镜子的历史》；（法）西尔吉《人类与垃圾的历史》；（法）米歇尔﹒沃维尔《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 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美）吉姆﹒道森《尴尬的气味:人类排气的文化史》；（法）罗塞林﹒雷伊《疼痛的历史》；（美）朱莉·霍兰《厕神:厕所的文明史》；（德）克劳斯·克莱默等《欧洲洗浴文化史》；（法）法碧恩·卡斯塔﹒洛札兹《调情的历史:纯真与堕落的游戏》；（丹）克里斯托夫·尼罗普《接吻的历史》；(法)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美)亚历山大·罗伯逊《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法)让·克洛德·布罗涅《廉耻观的历史》；(美)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和演变》；(荷)简·布雷默、赫尔曼·茹登伯格《搞笑:幽默文化史》等等5，这里只是选取了一些从书名上就给人以新鲜感的书目，从这些书目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文化史领域著作涉及内容的宽泛程度。
与此同时这些书中配有大量的图片，语言生动，并没有过多使用以往的史料，有的使用以往的史料，也重新对史料进行诠释，发现以往并没有提到过的想法，略带有一些文学的味道。
然而，就像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那样，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审视自身，这些敏感的新文化史家也在不断的审视自己，他们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文化是不是可以解释一切事情，是否可以过多的依靠主观经验来进行写作，历史是在讲故事，但讲故事也要一定的逻辑，或者说有一定的理论性，这些新文化史家在思考新文化史学该走向何方？在1999年，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E . Bonnell)与林恩﹒亨特共同主编了论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超越文化转向》，书中尝试地提出了超越局限的大概方向：第一，从“一切皆文化”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调和；第二，从旧范式的崩溃到新范式的超越；第三，对“文化”的重新界定；6提出了方向，要真正做到超越，除了提出方向，还要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其一，在叙述的风格上，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预言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复兴和格尔兹“深描”的理论对其影响巨大，虽然受其影响巨大，但不能只强调“深描”，这样可能将会导致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虽然历史不能完全划归于科学，但其科学性必须得到重视，不能随意的解读，这样会丧失历史应有的严谨性。
其二，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新文化史家不再只聚焦于精英的舞台，而是转向平凡人们或者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但古时候下层民众的话语，都不是话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一些话语或者行为，都是依赖于“精英”的记录，这些记录会不会有失偏驳都需要新文化史学家对其进行分辨，这也是需要新文化史家们反思，进而突破的问题。
其三，在被人批判的，新文化史学容易造成碎片化上这一问题上，新文化史家们，也应该思考如何才能走向完善。
5周兵《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 1 期6徐达《新文化史：一种历史研究范式的困惑与超越》，《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7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反思，我们不难看出，新文化史家们，也在不断的审视自己的出现的问题，并逐渐完善，这也说明了，没有任何一种历史研究范式是一尘不变的，或者说是始终正确的，都是在问题中反思，纠正，并且与其他的历史研究方式相吸收的过程。
二、新文化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随着新文化史发展的上升趋势，我国也受到了新文化史发展的影响，我国的学者也对新文化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新文化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台湾，最初的倡导者则是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卢建荣，在他的主持下出版了几批西方新文化史的经典译注，这在岛内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而后就产生了更多的倡导者，“近些年来，从物质文化史、商业文化史、旅行史、家庭史、消费史、表象史到身体史、医疗史、阅读史、大众文化、宗教文化、性别研究、记忆研究各个领域，台湾学者都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新文化史研究在台湾史学界也渐渐居于主流。
”7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明确的出现“新文化史”出现在1999年，是在史学家彼得﹒伯克访华时，在他的鼓吹下，才有一些相关的翻译文章和介绍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原来的一些翻译作品中也有一些涉及，只不过是当时的译者多是从事文学、西方历史或者史学理论研究的，他们很少以新文化史家自称，与台湾相比较来说，大陆所受到社会史的影响比较大，所涉及的领域大多是，日常生活、历史人物学等，相对来说，领域涉及的范围没有台湾那边的广泛，相对单一一些，这些成果往往都会被归到社会史的研究中，虽然这些成果更适合归类于新文化史。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的文化史研究持续进行，但是还是与社会史的发展不能同日而语，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是缺乏一些对西方新文化史与我国历史发展相结合研究的认识，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像西方那么经典的著作，但还是要说，我们在研究成果上还是有一定建树的，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严昌洪的《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也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