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近代渊博而专精的哲学家和理学名儒，这本代表著作也蜚声海内外，得到老师的指引，有幸拜读。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从先秦时期的百家思想以及道家、儒家、佛教等学派在后期历史中的发展、结合、影响，着重讲到了新道家和新儒家的派别分化，另外，还简述了外国哲学传入、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读了此书，使人颇受教益。
先说说书中介绍的六家思想，作者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儒家强调“正名”，即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君臣父子”等等。
亦强调“仁、义”，“义”是事之“宜”，即“应该”，是绝对的命令，是铁的规则，社会中的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的，有道德逻辑的，若非道德意义上的思考，即使做了好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仁”则是这些责任和义务的本质是“爱人”，是德行的总和。
还强调“忠、恕”，“己之所欲，也施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强调“知命”，无所为而为，做事纯粹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除道德以外的任何考虑，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因此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
荀子作为儒家的现实主义一派，也有人认为他是外儒内法的一派，荀子强调性恶学说，而孟子强调性善学说，荀子认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因而强调了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肱骨毕强，相为动宰乎。
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防依以长其身。
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墨家认为兼爱是天下唯一的道路，同时，墨家相信鬼神的存在，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轻祭祀礼节，同时有唯心主义的倾向，认为鬼神是人类活动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爱”在爱人上面有程度深浅远近的不同，儒家认为“杨氏(道家)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
是禽兽也……”
道家是避世以洁其身的一个思想体系，早期道家的杨朱认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且“陌生贵己”，“轻物重生”、“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老子》、《庄子》是道家后续发展阶段，“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
”同时，赞美无用之用，有个故事是有一棵很大的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而有一天，主人杀不能鸣叫的雁烹之待客。
“无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家思想从最初的贵己走向了无我。
老子的思想充满了辩证的智慧，说“不知常，妄作，凶”、“曲则全。
枉则直。
洼则盈。
弊则新。
少则得。
多则惑。
”“无为”的意义，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有为少一些，不要违反自然任意妄为，道生万物，道法自然，一个人应该使其作为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自然的范围内，顺德而行，超越美恶的区别，“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祸莫不大于不知足，咎莫不大于欲得。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庄子是道家的最高发展阶段，“不知之知”，“不知”经过有知的阶段后达到的一种无知的状态，即大智若愚。
名家的代表施惠强调客观事物“实”是相对的、变化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另外一位代表公孙龙则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事物存在形而上学的“共相”。
凡是可以为某种经验的对象，或某种经验可能的对象，都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在形象之内的，存在于实际世界之内的，都是某种经验的对象，或其可能的对象。
法家的代表人物为商鞅和集大成者韩非子，韩非子总结了法家的三大派系：“势”派：以慎到为代表，强调权利权威，“术”派：以韩国的申不害为代表，强调办事、用人的驭人之术，“法”派以商鞅为代表，强调法律、法制。
各个学派出现了折中趋势，体现了各种思想存在的强烈的统一愿望，在政治领域内表现为各国人民苦于战祸，渴望政治上的统一。
《荀子》中有一篇《解蔽》道出了各家的优劣，“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庄子》中的一篇《天下》讲到，儒家只知道“道”的粗方面和细枝
末节，而不知道精要根本，而道家知道原理，却不知其末，还表达了对各家的态度，“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
在汉朝，儒家的得到空前的兴盛，被汉朝选为官方学说，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在更具体的层面教会了人们怎样去行为处事，而道家蔽于道而不知礼，法家又过于激进，弊于法而不知贤，这里的“礼”即为具体行为处事的准则，“贤”即为道德情操。
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学术界、精神和道德文明，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限于实际政治理论和技术。
汉朝末期，道教兴起，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秩序大乱，人们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道家学说自然兴起，新道家的主理派代表有郭象、向秀，强调遵从理性而生，认为道无所不在，道生万物，是真正的“无”，同时认为万物普遍联系且不断变化发展，互为因果，另外。
顺应社会形势变化、顺应自然就是无为，而反对而固执过时之物即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无为，可以看出，这里的“无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现在人们日常中所说的“有为”；主情派代表以魏晋书《世说新语》的风流人物为代表，如刘伶、阮籍、支遁等，主情派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审美自然。
而后，佛教兴起，“业的”的概念为行为、动作，延伸开来为一个有情物的作为、思想、感情等都是“业”，为心的动机和行动。
人的痛苦，起于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即“无明”，无明生贪嗔痴念，从而陷入生死轮回，从无明中解脱成为“涅槃”，觉悟的过程为“菩提”。
新儒家分为两个派别，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形而上学，无形无影是此理。
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朱熹认为，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只要有此类事物的成员，此类之理便在此类成员中，便是此类成员之性。
正是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
在事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
他认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
但秉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珠宝在清冷水中。
秉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
”，因此他认为人之善恶，就是气之好坏，而理无好坏。
另外，朱熹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具体的，才能知道抽象的；我们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
之治国修身方面，都要遵循事物之理，使事物不
受到气秉所累，明白地表现出理来，并且他提出，格物的方法为：致知和用敬，即要“穷理”，通过形而下之器上寻那形而上之道，亦即要在心中记着，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了见性（理），是为了擦净珍珠，重放光彩，要敬未见之理，未见之光。
新儒家的另一派是以程颢、陆九渊、王守成（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
他们认为，心即理，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而朱熹恰是相反地认为，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因此，王阳明认为，心是我们自己所体验到的世界的立法者和主宰。
他认为，一切人无论善恶，都有“明明德”的心之本性；在修养方面，先要用敬，敬仁，先信得过自己的本心，一往直前，“激厉奋讯，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陆王学派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但是对于探究主观世界，别有一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