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通论论文浅论中国江南文化：云燕学号：120102130任课老师：王青浅论中国江南文化摘要：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极其丰富涵的文化概念。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像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

对于江南文化传统和当代演进的研究能让我们以地域性和历史性更好地看待中国文化。

关键词：江南，文化，涵，当代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形成许多不同的地域文化。

目前人们用得最多的地域文化概念大体上有这样两类:一类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别而定的,诸如楚文化、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

第二类是以地域相区分的,如中原文化、江南文化、湖湘文化、塞北文化、巴蜀文化等。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江南文化属于第二类。

江南文化顾名思义是以长江为分界线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对于江南以及由此沉淀的江南文化并非我们单纯理解的那么简单。

一、江南区域概念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由于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

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盆地边沿。

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首先需要找到一种进行正确界定的理论方法，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历史文献考证、方言调查、人口迁移或其他实证途径去解决，这是因为，具体的实证研究从本性上就是“多”，同时由于“婆有婆理，公有公理”的原因，因而很难达到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一”。

我们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时代开始。

尽管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等社会资源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却是在中华帝国后期的明清两代。

就国而言，明代的、、、、松江（）、、、、等均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城市。

就全球而言，“18 世纪全世界超过5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 10 个，中国占了 6 个……中国 6 个超过 50 万人口的城市是、、、、、。

而世界上超过 50 万人口的城市还有4 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

”由此可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地区不仅远远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此外，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因而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华帝国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就可以把明清时代的江南看作江南地区在古代世界的成熟形态，而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与认同也应以此为基本前提与对象。

就此而言，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是最值得重视和关注的。

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松江、、、应天（江宁）、、、八府及从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

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 4·3 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

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

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以南的除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围”，“相当于省的南部、省的北部和省的东南地区”。

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

具体说来，在先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及的长江以南的广区。

”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晋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涵比较突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

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意思“‘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以南、汉水之南。

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5]。

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二、江南文化及其特质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的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一个具有丰富涵的文化体系,到隋唐之际其主要涵已经比较稳定。

首先，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普遍较灵秀颖慧，利于艺术。

这种特征在远古时期即已开始展现，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江南的水性特征相关，水性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是与“柔”、“灵动”联系在一起的。

生活于江南清丽自然环境中的人性情多柔和，情感细腻而思维活跃。

青山秀水，茂林修竹，不仅使人们热爱自然，也使人们感觉敏锐，不仅启迪遐思,更可以滋润灵性。

故而江南在经济发展以后，文学艺术快速发展。

晋以后，江南诗人、书法家、画家的大量涌现充分说明这一事实。

江南玉文化发达，玉温润、柔和、纤巧，吴越先民好玉的审美追求，很能反映他们的品性。

这种审美追求应该是形成江南文化特质的一个基本因子，吴越语言的温柔细腻，吴声歌曲的清新婉丽，也与此特性有关。

江南士人性情多清俊秀逸，与士人的儒雅、敦厚，关陇、燕士人的刚直、豪爽构成鲜明的对比。

江南文学作品也相应崇尚清秀俊逸与自然婉丽的风格。

这些都反映了江南文化的柔性特点。

其次，在长期的征服江河海洋的过程中，江南居民又养成刚毅的品性，形成心胸旷放、豪迈勇武的气质。

江南文化特征还有刚性的一面。

吴、越青铜宝剑锋利无比又精美非凡，将实用的刚强和艺术的秀丽巧妙结合，充分体现了柔中寓刚的特点。

勾践含垢忍辱卧薪尝胆、隐忍坚强蓄势待发,支撑他的是坚忍不拔的意志与顽强不屈的精神。

这种刚性特征，经过东晋以后的发展逐渐弱化，但没有消失。

晋南朝时期，江南上层社会已经普遍崇尚文教，但下层民风还是勇悍刚强的。

在南朝、唐五代甚至宋时仍然如此。

中唐时，绅过吴门，江南给他的印象是：“旧风犹越鼓，余俗尚吴钩。

”可见此时江南民间勇武犹存。

江南文化这种刚性特征更多的是以另外一种转化变异的方式表现出来，许多江南文士性情上都有清狂豪迈奔放洒脱之风。

晋唐间江南文士在晋玄学、名士风流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下狂逸、放旷人生态度非常突出，比如：晋之王羲之，初唐之骆宾王，盛唐之贺知章、旭，中唐之顾况、志和,晚唐之贯休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特征。

第三，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会普遍崇尚文教，重视文化教育。

东晋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知几云：“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

”东晋南朝统治者对文教的提倡也是形成崇文状况的重要因素,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才华横溢,能诗能文。

他们广泛接纳文士,频繁进行文学活动。

梁朝君臣对待文学的态度确实对社会风气的转变有着巨大的作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公学、家学发达，世家大族藏书、读书风气盛行。

学校的建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民风的转变。

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第四，江南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

江南文化自远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融合其它区域文化。

先时期江南文化和楚文化及中原文化曾有过长期的交融，中原文化始终影响着其后来的发展。

吴立国之初中原文化即开始融入吴越当地文化。

春秋之后，吴、越与北方及楚国更有着密切的交流，吴越在和楚相互征战兼并的同时，楚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

阖闾重用楚国的伍子胥、齐国的武，越王勾践重用楚国的蠡、文种，都是在这一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之下发生的。

显然,江南文化是在与楚文化、中原文化的交融中得到发展的。

佛教在江南的传播也可以说明，东晋南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佛教在江南流播甚广。

上层社会与民间普遍流行这种新的文化，名刹众多，信佛者日众。

至唐代更是禅僧云集，禅宗在此迅速流播。

另外，江南士人乐意与外来之文士交往相处并向他们学习，江南地处沿海，广泛的对外交流也使人视野开阔并接受异域文化。

第五，江南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性涵，从汉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晚而轻一些，在文化个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跃，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进而与古老的好神巫的传统结合，产生了鲜明的特质。

吴越先民自古就是“信巫鬼，重淫祀”。

江南水网密布，人们舟船为生,为适应水上作业的要求和威慑水中鬼怪的心理愿望，吴越先民在与水患斗争中逐渐形成敬事鬼神的信仰传统。

吴、越民间信仰体系极其庞杂，有众多的地方性神祗崇拜。

这些神祗涉及吴越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五花八门，如神话人物神、自然崇拜神、历史人物神等等。

隋唐时期这种信巫鬼好淫祀之状况仍然十分普遍，隋书《地理志》载：“其俗信鬼神，好淫祀。

”狄仁杰为江南安抚使时对江南岁时尚淫祀的风俗极为不满，强制进行大规模的移风易俗，将一千七百余所祠庙中的七百余所祠庙焚毁。

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江南的这一文化传统。

可见江南重鬼神的风俗与淫祠传统之根深蒂固，朝廷采取强制措施是很难改变的。

另外，江南文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

但无论在哪里出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容。

这也反过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涵与最高本质。

三、江南的当代形态及江南文化的发展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江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化进程的程序与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无疑是最核心与最重要的机制。

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世界主要是一个城市的时代。

与现代世界相比，城市群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态建构的意义上，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

这是研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传统江南地区在当代之所以倍受关注，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

城市群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

1961 年，他发表了《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概念。

城市群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

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在实际上，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