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传》诞生二、《左传》思想倾向三、《左传》人物形象四、《左传》叙事写人与语言艺术五、《左传》战争描写第二章史传文学第一节《左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这个时期，出现了全新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一大批崭新的散文著作，这就是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性的散文早就出现，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就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史文中记言记事的不同体例。
它们可以说是史传散文的雏形。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史传文学，已摆脱了史学发轫期的稚嫩的形态，摒弃了像《尚书》、《春秋》那种言事分纪的方式，向着更加文学化的方向迈进，并形成了鸿篇巨制，其奠基之作，就是《左传》。
一、《左传》的诞生１、《左传》的作者及其他。
《左传》,西汉人称为《左氏春秋》，或称《春秋古文》。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序》：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后来班固赞同司马迁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援用了此说。
《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由此可知，向、歆父子也是持此看法的。
唐代以后开始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清代刘逢禄和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是刘歆据《国语》伪造,殊为无据，已为众多学者所驳斥。
不过，正如许多先秦典籍一样，由于时代的变迁,聚散无常,加之古代长期转写流传及印刷条件之不备，以手抄写，难免后人增损窜入，甚至发现与原书抵牾矛盾之处。
所以持怀疑论者虽提出了一些证据,然终因文献不足征，难以使人信服。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也是聚讼多年的问题。
集中到一点,即《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
司马迁、杜预、孔颖达等人都认为《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
但是，因为又存在许多“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的现象，以及经、传思想观点对立的地方，遂使许多学者反对《左传》为“传”经之作，认为《左传》为一部独立的史书，与《春秋》不存在依附的关系。
对此，杨伯峻先生曾从五个方面就《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加以说明( 参见扬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左传》与《春秋》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与内在关系。
应该说，《左传》与《春秋》是存在密切联系的。
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取折中之说，认为《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它的体例编成的编年史(持此说者,如徐中舒先生，见徐著《左传的作者极其成书年代》)。
２、《左传》的时代特征。
一部《左传》,是风雷激荡的春秋时代生动的历史记录。
《左传》记事，也仿《春秋》按鲁国十二公时间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始，延续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止，其后还附记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三家灭智伯之事。
《左传》一书,鲜明地体现出春秋这一大变革时代的激烈澎湃的时代精神。
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的大一统王朝，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
它既宣告了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消逝，又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
这一时期，大批农奴摆脱了原有的井田制奴隶制度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成为自耕农。
经济基础的激剧变化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剧烈动荡。
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原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地位遇到了挑战，丧失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能力。
《左传》记载的郑庄公，是第一个发难者，他不但敢于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而且还在繻葛与周王军队打了一仗，“射王中肩”，完全撕下了周王天子的尊严。
后来晋文公当上霸主，也不可一势地召周王赴践土之盟，周王朝的地位，已等同诸侯了。
对于这种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曾慨叹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
”（《论语·季氏》）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陪臣执国命”，是旧政权结构改变的三个阶段。
《左传》真实的记载了这个变化。
以《左传》的记载来划分，从隐、桓二公到庄、闵时期，是王权衰落、诸侯雄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从僖公到襄公时期,新的政治制度逐渐确定，世卿执政的情况在各国已非常普遍，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期；昭公以降，“陪臣执国命”，有才干有心计的家臣支配了各诸候国的政事。
此时，权力的下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一股潮流。
礼乐征伐制度的变更，君臣礼数的僭越，宣告了一个生气盎然的新时代的来临。
与王权衰落同时而兴的，是各诸候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的剧烈斗争。
《左传》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壮阔的历史画卷。
自春秋初期郑庄公小霸叱咤于诸侯之间以后，争霸战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
齐桓公九合诸侯，晋文公策命为侯伯，秦霸西戎，楚霸诸蛮，争霸战争，旷日持久。
《左传》对争霸战争的描写，最为出色，诸侯虎争，霸权迭兴，纷纭复杂，波谲云诡,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风云录。
春秋时期，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百家争鸣的出现宣告了一个冲破传统思维定势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意识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从现实生活经验之中，已经意识到宗教迷信思想的虚幻，要求人们摆脱宗教迷信，否定“天命”观念对人的价值抹杀，反对以“天命”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秩序。
《左传》详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天、神、人关系的新认识，反映了在思想观念大变革的背景之中，反对天道，重视人道，要求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新思潮的出现，表现出对思想的大胆的否定。
《左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
这个时期，是既保留春秋时代的社会特征，又是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生活更为复杂、斗争更加剧烈的时代。
一系列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摆到人们面前要求解答。
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各用理智的评判的态度来阐述和解答这些问题，总结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探索社会发展方向，思考人生的真谛，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左传》作者特别重视人事的总结和探索，探衰治乱兴衰之道，对于群雄虎争的各诸候国，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一书反映的民本思想、爱国思想、战争思想、天人观念、伦理观念，是对春秋时代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的总结；作者对宗法制度的逐渐解体的描绘，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揭露，又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鉴戒。
作者通过对历史的探索，来重新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力量，表现了作者对人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左传》的思想倾向《左传》一书反映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民本思想、崇礼思想和崇霸思想。
这三种思想，具有春秋这一特定时期的时代特征。
１、民本思想。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来源于春秋时期产生的进步哲学思想。
当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的时候，民本思想也随之而生，并且越来越鲜明。
桓公六年季梁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段话,就很有代表性。
季梁提倡“道”“忠”、“信”。
所谓道,是忠于民而信于神；所谓忠，是上思到民；所谓信,是祝史真实地报告民的情况。
这三条的中心都是一个“民”字。
季梁提出“敬神保民”，其实质是借“敬神”来宣扬他的“保民”理论。
敬神告神，都离不开民力、民心、民和；只有民力普存、民和年丰、民心无违，才能取信于神，也才能取得神的福佑。
季梁谏止随侯避免与楚国交锋，不是从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来做随侯的工作，而是从“成民保国”，“成民取胜”的理论出发以哲学观念的高度进行阐述，这很象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说明这种思想具有普遍性。
从《左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郑国共叔段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子吕请郑庄公早日除之，“无生民心”（隐公元年）。
晋公子重耳流亡过五鹿，“野人与之块”,重耳“怒，欲鞭之”,大夫子犯却说：此乃“天赐也”。
说明这些统治者对民心的重视。
反之,梁国的梁伯好土功,疲民以逞，导致亡国；楚灵王“汰侈”，弄得“众怒不可犯也”，自缢身亡；此外象晋灵公、卫懿公、宋殇公等，皆因失民而国亡身。
正因为民对于夺取政权和维持君位已经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对于“民不堪命”，“民弗堪也”的惨重剥削采取了一些宽缓政策，通过“抚民”“利民”“息民”等政策来获取民心,这在《左传》中不乏其例。
民心的向背、得民与否，也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关系到霸业的兴衰。
“曹刿论战”的中心,归结到一点,就是爱民、利民。
晋文公“入而教其民”，“入务利民”,结果“一战而霸”。
楚庄王安顿国内，“民不疲劳，君无怨讟”,邲之战能打败晋国,当上霸主；吴王阖庐能“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所以与楚争锋而大胜。
这些，都显示了“民”在争霸斗争中的重要性。
民本思想是春秋时期思想大解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由殷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人的价值观念的更新。
到了《孟子》，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则将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２、崇礼思想。
《左传》另一重要的思想倾向是对“礼”的崇重。
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各种“非礼”的思想盛行一时。
《左传》对各种思想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在“礼”的思想上，却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与复古倾向。
礼的最早的表现形式是祭祀──对天地自然的祭祀和对鬼神祖先的祭祀。
《左传》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对祭祀及祭祀中的繁文缛节记载得特别详细，对天子诸侯之间的嫁娶丧葬等礼仪记载不厌其详。
主祭者，也就是政权的拥有者。
卫献公为求返国，宁可让宁氏执政，但却不肯放弃主祭权,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僖公二十六年）,可见对祭祀权的重视。
春秋时期,对于“礼”与“仪”有明确的区分。
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子大叔对“礼”与“仪”的区分的论述,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礼”“仪”观念。
人们认为,“礼”已不应只是一套人所遵循的“揖让周旋”的外在仪节形式，而有其内在的本质，即要有自觉的明确的社会规范，尤其应包括经国济世的有助于建立统治秩序的内容。
所以昭公五年鲁昭公赴晋国，“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女叔齐仍然批评他只知“仪”而不知“礼”，因为“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鲁国此时政在三家，公室不守，所以鲁昭公不能算为“知礼”。
因为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隐公十一年）的重大作用，所以《左传》对于礼给予一再的强化，多次记载了春秋时期诸候国君或大夫违礼而遭受惩罚的事件，如晋惠公、成肃公、陈五父大夫等。
《左传》对“礼”的强化，把它上升到维护宗法制度、维护国家存亡、社稷安定和个人安身立命、死生存亡的高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