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孙学敏1，朱凤丽2（1．合肥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安徽合肥230009；2．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安徽合肥230011）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的弱势现实，彰显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然而，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继续教育过程中存在缺乏职业规划、资金紧张以及供需脱节等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应以农民工个人职业规划发展为导向，拓宽投入渠道，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尝试建立政府、用人机构、社会NGO组织以及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同时培训机构也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继续教育需求，提供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形式。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职业规划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1－057－03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日益突显。
这一群体希望知识改变命运，渴望能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技能和素养。
本论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镇里生活和工作的特定群体。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分析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6%。
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人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为1亿人。
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这一代虽具有农民身份，由于其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与传统农民工不同，因此有着独特之处：大多数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他们走出校门即加入到打工行列，缺乏甚至没有务农经验，土地情节淡薄，渴望现代城市生活；外出打工不是只为赚钱，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期望值高；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与外界的接触广、沟通交流范围大、信息量大，个人适应性较强，地域流动性逐渐变弱，许多人开始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城市里，但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等［1］。
即专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归纳的“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2］。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必要性（一）就业现实的残酷迫使他们需要继续教育由于受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技能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城市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不但没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反而沉淀于城乡两端的边缘。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尴尬处境，无一不和教育的缺位紧密相连。
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全日制教育的机会，出来之后，才知道自己技能等综合素质的贫乏，激烈的竞争也使其意识到知识和科技的巨大力量。
现实让他们意识到继续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催使他们需要继续教育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低技术纯体力的行业岗位将越来越少，代替的是更多高级技能职业。
新生代农民工只有诉求继续教育，才能拓宽就业领域，提高就业层次，从而打破知识壁垒。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促使他们需要继续教育开始淡化自我农民身份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以市民作为参照群体，憧憬市民生活，然而，现实却是他们成为城市边缘人、典型的“弱势群体”。
如果政府对这个临界阶层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忽视其自我能力的提升，势必构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对其进行继续教育的救助和帮扶，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上可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迫在眉睫。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一）缺乏职业规划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职业规划。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职业梦时却出现迷茫、规划欠缺等问题。
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3］。
缺乏职业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
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当前继续教育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也与培训方忽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有一定关系。
很多培训项目的敲定没能很好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倾向和职业锚，不能满足教育对象多技能提升的意愿，更缺乏教育的持续性，这种跟风般形式化的培训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二）资金限制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支付能力有限。
绝大多数的“80后”农民工在中国特有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属于非正规就业，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不能享受各种应有的保险，工资微薄，除去其“市民化”倾向的日常消费几乎所剩无几，没有更多的闲余资金去支付高额的培训费。
其次，企业投资过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有着很高的期望，忍耐力不强，因此流动颇为频繁，以赢利为核心的企业为避免因人力资本流失造成的损失，极力节制培训资金，一般采用成本极低的学徒式对农民工进行教育，甚至不给员工进行任何培训。
北京和宁波两地对农民工的培训状况的调查结果是，经常对员工进行培训的企业占2%、10%，偶尔培训一下的占26．3%、54．1%，从未培训的占71．7%、33．9%［4］。
仅有的继续教育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也缺乏后发潜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低层次的就业圈徘徊。
再次，培训费用过高。
一些民办的培训机构或学校以赢利为目的，单个的短期技能培训动辄数千元，正规的成人教育几年的学习周期算下来学费近万元。
面对高额的教育费用，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望梅止渴。
最后，政府的教育资金拨付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毕竟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刚刚兴起，囿于财力，国家的支持目前还不是普惠制。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工程”能覆盖的农民工毕竟是少数。
（三）继续教育供给与需求脱节新生代农民工较之上代在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上突显出代际差异，他们对培训课程体系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显示，其需求较高程度地指向劳动强度低而又较体面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如计算机知识在所有选项中居首位，分别占总人数的39．8%和53．6%；其次是管理、营销、驾驶、裁剪和法律知识等。
另外，在问卷所涉及的农民工培训需求的15个选项中，选择电工、钳工、装修、厨师以及车工等传统技术和一般技术的比例大多较低。
从结果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能提高职业地位、改善工作环境的专业培训具有较强需求，而对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传统技术培训需求较弱［5］。
然而，社会上的培训机构并没有针对新需求作出相应的调整，依旧一刀切地将农民工作为同质性的群体进行课程和技能设计，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降低了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企业的培训教育流于师父的口头传授形式，内容过于简单，此种教育形式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技能需求尚有差距。
作为严谨、系统的学历继续教育不仅有较高的入学门槛，而且过于理论化的教学内容与新生代农民工实用性、兴趣性的需求脱节，除此之外教学有固定的计划，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学矛盾十分突出。
四、相关对策及建议（一）继续教育以个人职业规划发展为导向人是有生命周期的，美国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加里·德斯勒教授把人生分为成长阶段、探索阶段、确立阶段（又分为尝试子阶段、稳定子阶段、职业中期危机子阶段）、维持阶段和下降阶段［6］。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由于生理特征、心理素质、智能水平、社会负担、主要任务等都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其职业发展的重点和内容也是不同的。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刚从校门走出不久，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的探索尝试阶段，职业发展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在信息瞬息万变、专业分工细化的复杂社会中，针对他们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人生85阅历少、受挫忍受能力低等特征，培训方可以积极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择业观和忠于职守的职业精神，加强职业咨询，做好职业性倾向测试，帮助其客观准确地认识职业自我，展开个人的SWOT（即：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最终确立自己的职业倾向和职业锚。
在此基础上新生代农民工才能选择适合自己培训项目，进而做好可持续性职业系统安排，沿着自己的职业发展进一步提升技能，其满足感就会大大增加，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继续教育唯以教育对象的职业规划为导向作教育课程设计，才会可行、高效。
（二）拓宽投入渠道、实现教育经费多元化经费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瓶颈，必须拓宽投入渠道，尝试建立政府、用人机构、社会NGO组织以及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阿玛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一文中指出，教育作为一种基本能力，其被剥夺与否，是衡量社会是否提供给底层一条改变命运的通道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得当的核心因素所在［7］。
可见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有责任有义务为底层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供财政支持，以弥补他们支付能力不足的教育成本。
各级政府应把继续教育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科目，给予制度保障和规范，做到专款专用，提高其利用率。
其形式：采用适当的经费直补、培训券、针对特殊受教育群体一次性免费、对企业相关项目免税费等。
用工企业要改变惯常的“重使用、轻培养”观念，抛弃种种顾虑，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开发。
进行员工培训资金预算，积极开展安全用工以及职业技能培训，依据市场和员工需求，结合企业经营发展目标，帮助员工制订职业计划，并做好有针对性的短长期技能和素质培训。
充分鼓励社会NGO组织自主兴办或民办公助的形式，进行各种职业技能培训，发挥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多渠道的优势，吸纳社会闲散、捐助、国外援助等资金，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资金捉襟见肘的现状。
作为教育对象，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新生代农民工为提升自我人力资本，增强自身的职能素养和职业技能，拓宽就业领域，提高就业层次，理应为培训买单，支出力所能及的教育资金。
（三）提供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形式继续教育应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多样化、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
在培训资源上，加强与社区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联系和协作，强强联手，整合优化教育资源，建立健全培训机构，对其实施系统培训；在培训方法上，采取分层次教学，通过短期培训班、讲座等形式，因材施教，按照不同文化基础、技能水平等具体情况进行多种岗位的培训，使各个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素养都能得到提升，满足就业要求；在培训内容上，突出实用性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操作规程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使其学以致用；在培训管理上，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实际需要，尽量做到单独分班组织教学，实行灵活的弹性学分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其业余时间顺利完成学习项目；在培训目标上，注重技能、就业以及市民化能力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