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作者：陈逸鸣来源：《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摘要：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指出，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论证，得出陈子昂诗歌和建安风骨属于浪漫主义的结论。
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论证了建安时代的主流是战乱而非发展；建安文学不是平民文学，而是名士文学；陈子昂诗歌与建安文学一样，既关注现实、悲悯苦难，又雅好慷概、高扬理想。
本文最后反思、批评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
关键词：陈子昂；建安文学；名士风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54-06一、《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内容概述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原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于1987年收入林先生《唐诗综论》一书。
《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全文分为提出问题的前言和论证观点五个章节。
在前言部分林先生发问：“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1]5；在之后的五个章节里，林先生力证自己的核心观点：陈子昂诗歌属于浪漫主义。
在前言里，林先生除了提出上述的问题外，还摆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
林先生的原话是：“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1]5；“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生产浪漫主义；当所遇到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1]6。
随后林先生就在这个前提上开始论证自己的核心观点。
在第一章“武则天的时代”里，林先生用“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等事例，论证了一个观点：陈子昂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些人说得那么黑暗，而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1]12。
在第二章“建安风骨”里，文章先指出陈子昂钦慕的“建安风骨”是指一种“爽朗遒劲的风格”，它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高瞻远瞩”、“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具有英雄性格”。
然后说建安时代也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乱”，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慷概”、“梗慨多气”的主要原因。
在第三章“陈子昂的诗歌主张”、第四章“陈子昂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第五章“《登幽州台歌》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立足于陈子昂的具体作品——《修竹篇》《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说明陈子昂诗歌的确颇有浪漫主义的风骨。
如前所述，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前言与第一、第二章里，林庚是在摆设自己的逻辑链。
此逻辑链可归纳如下。
在前言道明一个论证的前提，即社会发展较好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
在论证部分，指出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是发展，并根据前言的前提推导出建安时代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又推导出“建安风骨”便是这上升时代出现的浪漫主义；再根据陈子昂追慕建安风骨、陈子昂所处的武则天时代也是上升的，最终推导出陈子昂本人的诗也是浪漫主义的。
《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展现了林庚作为一位文学史专家的深厚的学术修养，不过文章的逻辑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以《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逻辑链为切入点，探究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的艺术风格，并对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作出批评和反思。
二、汉末战乱的影响先谈农民起义的问题。
林庚想要说明，汉末农民起义对社会带来发展，是建安风骨出现的主要原因。
他说：“农民起义的推动历史发展，因此不是由于带来了战乱，而是由于打破了封建社会某一个时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打击了阻碍封建社会发展的豪强势力，教训了当时的统治阶级，解放了社会上的进步力量，因而出现了向人民让步的开明政治，保证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1]15可见，林先生没有具体说明汉末农民起义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发展，而是搬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泛泛而谈。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以黄巾之乱为代表的民变爆发后的建安时代大致是怎么样的。
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化，在黄巾之乱前，东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已遭到很大的破坏。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黄巾之乱爆发。
在镇压黄巾之乱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相互征讨，形成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
据《后汉书》记载，皇甫嵩、朱儁的军队镇压颍川黄巾军，杀敌近20 万人。
[2]2301-2302初平二年（公元191 年），公孙瓒袭击青、徐州地区的黄巾军，屠杀黄巾军数万人，黄巾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江河。
[2]2359此处记载的只是官兵杀死起义者的一部分。
在殊死搏斗时，官兵的死亡当然不会少，至于死于黄巾之乱的无辜百姓更不知道有多少。
黄巾之乱基本平息后，军阀混战给无辜百姓带来的浩劫更是怵目惊心。
比如，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曾派军到阳城，正赶上百姓聚集举行祭社活动。
卓军将祭社的男子全部砍头，掳走妇女和财物，返回洛阳后诈称破贼大胜。
[3]131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兴平元年（公元194 年），曹操攻打陶谦，下取虑、雎陵、夏丘等县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2]2367战争往往伴随着天灾和瘟疫的肆虐横行。
黄巾之乱后，几乎每年都发生局部的天灾、瘟疫。
严重的时候，灾区百姓易子而食是普遍的现象。
各地军阀忙着逐鹿天下，他们并不注重也无余力去抗灾救民。
战争、天灾、疾疫带来人口的大量死亡，导致建安年间全国人口的骇人听闻的骤减。
根据《晋书·地理志上》的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总计有户10677960，有口56486856，及至太康元年（公元280 年），则不过有户2459804，有口16163863。
[4]267-268而且，这是在经过三国半个世纪恢复后的太康元年的数字。
那么，三国时期的户口数字当然比这更少。
黄巾之乱后，中国社会经济何止是雪上加霜，简直是陷入绝境了。
建安时期人民流离失所，死亡众多，无主土地大量增加，正如《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中说：“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3]352；《后汉书·仲长统传》说：“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2]1656。
可想而知当时的农业受到了多么可怕的破坏。
不仅是农业，城市经济也是遭受浩劫。
洛阳本是东汉的首都、政治与经济的中心。
《三国志·董卓传》记载，在迁都长安之前，“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
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
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3]134。
随后，昔日富庶的洛阳竟沦为荒场废墟。
《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自榷、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嬴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
”[2]2341董卓死后，部下李傕、郭汜争权混战，两三年间，不仅是长安城，原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关中地区全变成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土。
总之，从黄巾民变到三国初年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尤其是北方）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处处是萧条景象。
《晋书·山简传》载山简曾上疏说：“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4]809这可以说是对建安年间民生疾苦的一个综述。
前文提及，林庚说建安时期的农民起义“教训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保证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黄巾民变确实“教训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然而可惜的是，统治阶级还来不及吸取这教训，东汉江山就已经被蜂拥而起的各路军阀瓜分得四分五裂。
黄巾民变后，无休止的战争、天灾和瘟疫导致了惨不忍睹的劳动人口的锐减，更谈何“保证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林先生未尝细考汉末民生状况，而引阶级斗争理论轻言建安时代里发展是主流，这恐怕是苍白无力、有失妥当的。
三、建安文学是名士文学在了解建安时代的主流是战乱和苦难后，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林先生逻辑链里的失误。
林先生逻辑链有重要的一环是：由建安时代的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是发展，推导出建安时代容易出现浪漫主义。
在文章里林先生断言，建安文学总体风格是“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从作品上说，建安文学中，直接写战乱的是为数不多的”。
先假定林先生关于建安文学总体风格的这一断言是正确的。
但是这一文学现象能反过来印证建安时代的主流是发展吗？换句话说，如果战乱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是否意味着时代文学里就不能是“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呢？林先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建安文学并不是平民文学。
于平民而言，战乱的时代里每天都有一把剑悬在他们头顶，随时可能落下来；因挨饿受冻而痛苦、因战火袭来而恐惧、因生离死别而哀伤，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如果建安文学真的是平民文学，那么建安文学恐怕真的只有笼罩着灰暗色彩的内容了。
但是建安文学不是平民文学，底层人民并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啼饥号寒只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既然林先生在文章里用了阶级分析法，那么我们大可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试问，若按阶级分析法看，像袁绍、曹操、刘备、孙权、曹丕、乃至于建安七子等等，这些在历史上留得下声音的人物是属于什么阶级呢？肯定不会是农民阶级。
既然不属于农民阶级，那么他们对于战乱的感受，和平民百姓当然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曹操、建安七子等都是名士，不管是善于作诗还是统兵；他们都是枭雄、野心家，其中高尚些的可称为英雄、政治家。
建安文学正是英雄名士的文学，反映着英雄名士的心声，体现着英雄名士的风骨。
林先生说，建安文学是浪漫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
其实不然。
建安文学是既关注现实、悲悯苦难，又雅好慷概、高扬理想。
一方面，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在建安文学里多有反映。
比如，曹操《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直写军阀混战后中原的悲惨景象；《薤露行》：“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表现出董卓强行迁都带来的浩劫。
这两首诗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
王粲《七哀诗》第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生动细腻地刻画出战乱后白骨遍地，妇人忍痛弃子的凄惨景象。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七哀诗》说：“此杜少陵《天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
”[5]249可见，如果说杜甫诗是“诗史”，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那么，曹操、王粲的诗当是杜诗的鼻祖呢。
另一方面，雅好慷慨、高扬理想是建安文学的又一重要特征。
曹操诗作《观沧海》笔调豪壮，气象雄奇，在描绘大海的磅礴气势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囊括四海的博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