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卷　第3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46　No.32006年5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May.2006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康国章(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河南安阳455000)摘　要: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

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许慎;经学;《说文解字》中图分类号:I209;H1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99-03　收稿日期:2006-02-06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0-),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说文解字》的形成是基于两汉经学大的学术环境之下的。

许慎是东汉古文经学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其《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的结晶,也是与今文经学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这一论断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两汉经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经历了由壁垒森严到逐步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完成于东汉的郑玄,而两者融合实肇始于东汉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与那个时期学者对于古、今文经学的兼收与并取,而许慎尤为典范。

关于此说,如寇养厚、杨天宇、王承略、姚文铸等都曾论及。

但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融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许慎在批判今文经学的前提下是如何包容今文经学的,目前尚无人专门论述与总结。

笔者不揣愚陋,试作此探讨。

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

伴随着经学的繁荣,出现了古、今文经学两大学派。

古、今文经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字方面,还体现在解经方式上: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去解释经学,进而用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史料之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他们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

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

在许慎生活的年代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曾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第一次是西汉哀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第二次是东汉光武帝时期古文经学家陈元与今文经学家范升之间的论争;第三次是东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之间的论争。

一、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

建初八年(83),贾逵入京讲学;同年,贾逵奉诏授徒。

许慎正是逢此机遇,作为高才生被选为贾逵弟子,潜心研习古文经学。

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1]《说文解字》始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前后历经20余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卧病在家,才由其子许冲进上,算得上许慎的呕心沥血之作。

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许慎撰述《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古文经学的衣钵,从而更好地把握、弘扬儒家经义。

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

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

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

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

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虺、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2](P320)许慎自己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

”[2](P316)可见,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字训诂的手段,以阐发“五经之道”。

故此,《说文解字》在说解字义时很多情况下直接引述儒家经义。

[3](P11-12)99《说文解字》的撰述,昭示古文经学与文字训诂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如王国维所言:“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

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

故小学家多出其中。

”[4](P376)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文解字》既集东汉之前文字学之大成,又集两汉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

贯穿于《说文解字》中的文字学理论“六书”之说,早出于《周礼・地官・保氏》的“六书”,后承于刘歆、郑众等古文经学家的统绪,足见其根基之固。

《说文解字》说解时“博采通人”,其所称的“通人”,古文经学家居多,其引用的汉代名师学说,主要出自于刘歆、张敞、杜林、爰礼、贾逵等古文经学大师。

特别是对于其师贾逵,更是敬重有加,《说文解字》中17次引用贾逵的学说,并称其为贾侍中,[5](P19-20)如《说文解字・象部》:“豫,象之大者。

贾侍中说:‘不害于物’。

从象予声。

”[2](P198)联系到《说文解字》全书共引用各家成说110条,所引贾逵17条,居引各家学说之冠,足见贾逵在许慎心中的地位。

许慎作《说文解字》,显示了古文经学在文字训诂方面的优势和实绩,是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一种锐利武器。

许慎不仅通过撰述《说文解字》,分析9353个汉字的本义,用实践来反对今文经学对于汉字的随意比附,而且在理论上也对今文经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在《说文解字・叙》中,许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浅见陋识:“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

”[2](315)许慎非常厌恶今文经学者浅陋的学风,称之为“俗儒鄙夫”,指责他们随意解经却自以为得圣人微言大义,蔽于浅习而不知博学通识,玩于野言竟不顾文字规律,拘于成见而对古文百般诋毁。

由于今文经师没有古文字的基本概念,竟把秦朝传下来的古隶书当作皇帝时代苍颉所造的文字,所以在分析字形时盲目依隶书字形为本,进而说解经书义理,造成极其荒谬的局面。

如把“长”字据隶书字形说成是“马头人”,把“斗”字说成是“人持十”,把“虫”字曲解为“屈中”,都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这种不良的风气在当时流毒甚深,以至于当时的尉吏讲刑律,也凭着拆析隶书字形来决断刑狱。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叙述了文字发展的历史,总结出文字造字的规律,完善了“六书”理论,以篆书为基本字形,联系“古文”,把所收的9353个字形分成540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慎更是把“六书”理论贯穿于对9353个汉字的字义说解当中,建立起完备的汉字形音义系统,从根本上打击了今文经师们穿凿附会的解经之弊。

许慎选择用古文经学家所熟知的文字训诂手段与今文经学派进行斗争,可谓是切中了今文经学派的要害,揭穿了今文经学派自欺欺人的伪谬,沉重地打击了今文经学派的气焰,提高了古文经学派的地位,对于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许慎对今文经学成果的吸纳在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中,许慎坚定地站在古文经学阵营之中,但他并不像今文经学家那样偏执一端,而是博采众长,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学术成果。

许慎批判今文经学家“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2](315)自己也从中汲取了教训,打破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博通群经及今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包容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博大胸怀。

许慎对于今文经学的包容与吸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今文经书及经解的引用鉴于文字训诂与经学的密切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方面借文字证经书,另一方面用经书考文字。

《说文解字・叙》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左氏》、《论语》、《孝经》皆古学也。

”[2](P316)许慎列出的经书,其中的《易》孟氏就是今文经。

段玉裁指出,许慎所据的《礼》,实际上也是今文经《仪礼》。

《说文解字注》说,当时“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许不言谁氏者,许《礼》学无所主也。

古谓之《礼》,唐以后谓之《仪礼》,不言《记》者,言《礼》以该《记》也”。

[6]在《说文解字》的字义说解中,许慎引用的今文经学派的著作主要有《公羊传》、《谷梁传》、《鲁诗故》、《齐诗故》、《韩诗故》、《五行传》、《春秋繁露》,等等。

对于汉代名师成说的引用,《说文解字》虽多采古文经说,但也兼采董仲舒、京房、欧阳乔、王育等今文经学家的说法。

在很多情况下,许慎所借鉴、吸收的经学之说,有些已很难判然区分古今。

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对于今文经说的引用,多是集中在关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问题的一些文字的解释上。

[7]如对于“王”字的解说许慎就引用了董仲舒的说法:“王,天下所归往也。

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2](P9)(二)对于声训方法的采用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从整体上来说是荒谬的,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在文字训诂上,今文经学派所广泛使用并得以张扬的声训形式,虽然很多情况下带有牵强附会色彩,但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分。

许慎在与今文经学派作斗争的同时,却能吸纳声训这一释义方法,从而丰富与完善了汉字的释义方式。

《说文解字》中对于声训的使用,可谓比比皆是,但到底占据多大比重,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

(三)对于阴阳谶纬的折衷阴阳谶纬思想在汉代非常盛行,今文经学家更是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尤其是经由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后,阴阳谶纬与儒经融为一体,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社会统治的思想工具。

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整001个汉代的学术思想,无不打上阴阳谶纬的烙印。

作为古文经学大师,许慎在撰述《说文解字》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阴阳谶纬思想的影响。

《说文解字》始一终亥的编撰体例,实际上就是阴阳谶纬思想的体现。

以“一”部开头,意在“惟初太始,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化成万物”,[2](P7)源自于《易纬》“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8](P871)的理论;以“亥”结尾,意在“亥而生子,复从一起”,[2](P314)仍是阴阳循环的易学思想。

在《说文解字》的文字说解中,在涉及阴阳谶纬与政治、伦理道学说的基本概念时,许慎往往放弃学术原则,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比附阴阳谶纬思想。

如《说文解字・土部》:“土,地之吐生物者也。

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

”[2](P286)这种对“土”的解释,实际上出自《春秋纬・元命苞》的“土之为言土也。

子成父道,吐精气以辅也”。

[9](P42)许慎的《说文解字》之所以打上了阴阳谶纬思想的烙印,实为那个时代所致,特别是许慎把文字看成是“经艺之本,王道之始”,[2](P316)出于维护王政,他固然不能无视王政思想支柱的阴阳谶纬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