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地山小说的苦难情结和悲悯情怀南京大学中文系2002级陈振中［指导教师：倪婷婷］摘要：关于许地山小说的题旨，历来众说纷纭。

本文从文本分析出发，剖析了许氏小说在小说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安排上的一系列特色，以及作品的另类美学风格，由此证明许氏作品从根本上表达的是他的深刻的悲悯情怀。

对于主要由此种情怀导致的作品主旨与其时文学主潮之间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本文亦有较为妥帖的解说。

关键词：许地山悲悯情怀弱者苦难情结在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中，许地山是一个另类；更极致地说，他不仅在当时是独行者，在这之后很多年，也还是一个孤单的类型。

对于其人其书的评说，现在已有很多，大多从其作品与宗教的关系立论。

其实，就思想方面来说，许氏的思想更接近于一种“大杂烩”的形态。

在他的信仰中，佛耶道皆有，而以佛教影响最为深厚；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其中找到五四时盛行的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印记。

我们以为，许地山作品从根本上表达的就是他的深刻的悲悯情怀，而这种悲悯情怀来自于他对“人的苦难”的深刻体会和同情。

我们在他的身上可以轻易发现强烈的“恋苦情结”，也可以轻易发现他的“扬弃宗教为人生”的写作意图和抒发个人悲悯情感的矛盾两极。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 1 ]的题材的若干特点，就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一除了少数作品之外，许地山的前后期的作品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些相似之处表现在题材上，首先就是对大多数小说主人公的弱者角色的定位[ 2 ]，而且，许氏并不是远距离的描写他们，而是真正从实际处境的方面同情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弱者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意义上的，而在许氏更为看重的精神道德层面，这些弱者中的很多人却具有极大的优势。

在许地山的前期小说构架中，这些弱者的精神道德优势大部分来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这些人通常有多重宗教或近似宗教的其他类型信仰。

这种情况以《商人妇》中的惜官和《缀网劳蛛》中的尚洁最为明显。

惜官在被丈夫出卖之前，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恭顺妇人；但在后来，她先后还受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影响。

又比如，尚洁在救助受伤的窃贼的时候，主要出于基督教的“宽恕”精神；但我们也可以从尚洁说服仆人的话中发现“救苦救难”的佛教用语。

有些论者甚至还从尚洁被丈夫刺伤并休弃后隐居棕林的生活中，发现了中国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的影子。

正是这些信仰使得许氏小说的主人公能够承受苦难，甚至进而消解苦难。

在这里，许氏有意无意地把宗教的某些思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途径和人生态度来提倡。

他从佛教的“众生皆苦”、基督教的苦难意识、道教的顺应命运的自然发展等思想出发，努力地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和对待人生的态度。

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许地山那里，宗教作为一种“粗俗的形态”已经被扬弃了，它作为一种“有修养的哲学形态”（恩格斯语）深深地沉积下来，成为他思考社会人生和艺术创造的一个特有的视角。

[ 3 ]许地山的这种“扬弃宗教为人生”的写作意图在前期的小说集《缀网劳蛛》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尽管“缀网劳蛛”式的人生态度早在茅盾开始的批评家那里就没有获得很高的评价——多数是认为这种人生态度具有两面性——但是，这作为当时许氏试图在思想上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写作宗旨靠拢的证据，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在许氏小说主人公的弱者行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女性的身影。

粗略统计，这些女子就有敏明（《命命鸟》）、惜官（《商人妇》）、和鸾（《换巢鸾凤》）、尚洁（《缀网劳蛛》）、云姑（《枯杨生花》）、祖母（《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她”（《归途》）、陈情（《人非人》）、春桃（《春桃》）、玉官（《玉官》）、麟趾（《女儿心》）等11个，占了17篇以弱者为主人公的小说的一大半。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这固然与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受苦难最深有关，但是许氏在这里看重也许并不在于这其中所包含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义，而在于这种苦难适合他的描绘，他可以从中挖掘到表达他对人的悲悯和对苦难的体认的契机。

换言之，女性的苦难只是许氏心目中的“众生的苦难”的代表而已。

同时，女性形象似乎也更适合承载作者赋予的那些比较高洁的情怀节操。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许氏的写作意图虽然并未直接或明显地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礼教之类，但是他在小说中于发泄悲悯感伤之余流露出的些许怨愤，以及一些左翼评论家的解读，使得他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五四的“反封建反礼教”的精神也有若干合拍之处。

在小说的主人公的选择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和《醍醐天女》中的“我母亲”开始的转向塑造理想人物、并表达作家理想的人生姿态的趋势。

这种趋势肇始于《商人妇》，但这篇小说似乎更着重于对苦难的呈现和感叹，宣扬作家理想的人生姿态倒是其次。

从尚洁开始，作家摆脱了单纯描绘苦难的写法，开始了转向。

这种趋向在后期的小说中表现得甚为明显。

在后期小说人物角色的安排上，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似乎不像以往那样具有宗教文化的素养（玉官除外）。

对此，学者陈平原曾有很精到的分析：主人公不再进教堂，不再布道，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合乎教义。

宗教有外在的宣扬变为内在的情感体验，并通过行动自发地表现出来。

宗教并没有被扬弃，而是采取了更隐蔽更有效地方式而已。

[ 4 ]实际上，这只是许氏后期塑造理想人物的行动的特点之一。

在舍弃了前期的与文学主流思潮过于靠近的构思方式之后，他进一步发展了前期一部分小说中的优秀人物的品质，塑造出一批谀承┏潭壬戏 纤 约喝衔 睦硐虢诓佟⒗嗨朴谧诮淌ネ降娜宋铩Ｗ髡呱踔猎谒 巧砩霞脑⒘俗约憾陨缁岷腿诵缘睦硐搿＠ 纾 跋壬 愿锩 ㄔ谒 淖炖锞褪恰氨┒ 保┑姆床岛投浴拔拚 饕濉敝髡牛ㄆ涫狄步咏 诟牧贾饕澹┑囊淮蠖涡 玻?br />“现在人民的毛病，就是预备的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于实行，那还成么？……凡事不预备而行的，虽然暂得成功，终要归于失败。

纵使你一个人在这世界内能实行你的主张，你的力量还是有限，终不能敌过以非为是的群众。

所以你第一步的预备，便是号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一个救护时世的人，在智慧方面当走在人们的前头；在行为方面，当为人们预备道路。

这并不是知而不行，乃是等人人、至少要多数人都预备好，然后和他们同行。

……”[ 5 ]这些明显就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还带有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的某些烙印。

在东野先生这个人物身上，有着很重的作者自己的投影。

同时，出于潜在而又强烈的宗教情绪，许氏在某些人物的处理上有些过于理想化，甚至有点超现实。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陈情竟然出卖肉体来瞻养烈士家属（《人非人》）。

因为她的行为有佛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慈悲大无畏精神和基督的为苦难者背负十字架的博爱情怀。

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作家为何会创造出玉官向一伙匪兵布道而打消他们的欲念（恶念）的离奇情节（《玉官》）。

因为在这里，这种效果出自作家几近虚幻的梦想。

类似于宗教圣徒的圣迹的情节在这些小说中几乎俯拾皆是。

类似于尚洁感化心存调戏之念的采珠工（《缀网劳蛛》），还有东野先生感化他的洋化妻子（《东野先生》）和上述的玉官感化意图为恶的匪兵。

另一类类似于细节描写的“收养（收留、赡养）”情节也反复出现：绍慈收养受伤的小羊羔（《解放者》），东野收养烈士遗孤（《东野先生》）、陈清赡养烈士家属（《人非人》），就是在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抒发“报国无门的悲愤和爱国主义情感”的短篇《铁鱼的鳃》中，也出现了主人公雷先生收留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逃难妇女的情节。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情节看作同一类型，它们是许氏理想中的宗教思想的拯救/救赎力量的集中展示。

略有不同的是，“感化”近于灵魂的形而上的拯救，而“收养（收留、赡养）”更接近于身体和经济，相比之下更偏向形而下的具体生活层面。

但两者都是“善”在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来与“恶”抗衡。

因此，许氏在后期的这些情节设置有偏向于“道德救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许地山在小说里表达了他对弱者遭受苦难的悲悯，也开出了一些“药方”，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他对压迫者的愤怒和批判。

除了在《商人妇》里，他给了惜官的丈夫一点不好下场的“惩罚”之外，他的这种情绪的流露最明显的就是在三个较具讽刺性的短篇《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中了。

但是这种批判也来的温和甚至是肤浅，许氏似乎并不善于将对弱者的怜悯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强者/压迫者的揭露和批判，这里固然有对素材（如费总理的上层社会生活）不熟悉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作者的过于温和宽恕的性格和思想。

与其他善于此类写作的作家不同的是，许氏着重的是从道德方面加以揭露和批判，这种立场显然出于以宗教思想为底蕴的人道主义，与主流文学思潮提倡的“阶级分析、社会分析”的手法（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式的）相距甚远；同时也与五四时期激进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注重新旧冲突的叙事方式迥然有别。

二许地山的大多数小说都带有极其浓厚的悲剧色彩。

这里面反映了他的苦难情结。

这种情结有许氏自己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多种宗教的影响所致；也正是这种情结造就了他的小说的某些独特的特征。

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为人物安排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至少也是不圆满的。

即使是一些通过精神修养达到类似“圣徒”境界的理想人物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惜官终于找不到她已经原谅的丈夫，变成了“印度人”，再也无法回到她的故乡了（《商人妇》）；尚洁虽然等到了丈夫的忏悔，而丈夫却又因惭愧而出走了（《缀网劳蛛》）；而云姑在异地重逢旧日情郎（《枯杨生花》），虽然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浪漫主义”[ 6 ]，是一个强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此时的云姑是饱尝着无子之痛，她虽“生花”，到底还是“枯杨”。

就算是在到达了人生事业的顶峰，最接近“圣徒”的玉官，结末还是免不了自己内心的折磨（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杏官），要历经艰苦漂泊重洋却寻找陈廉——那个她曾经为之动情的男子。

有些论者认为许地山有一种“对于离奇情节的偏嗜”[ 7 ]，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

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许氏之所以会如此热衷于编撰曲折而包含苦难的故事情节，正是为了达到以“曲折”来“动人”的目的。

他要仔细地描绘无尽的苦难来感动读者，也宣泄自己。

但是读者如果只读故事情节以求猎奇，而不深求作者之思想情感，那么许氏的创作功夫便是白费了。

进一步来说，这种现象里面其实还有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的因素。

这一点倒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

有论者认为许地山“和沈从文一样，是五四以来最令人着迷的…说故事者‟（story－teller）。

”[ 8 ]这里把许地山与沈从文并举，大约就是认为许地山的小说有“传奇”色彩，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传奇类小说。

但是，两人的情况并不相同。

沈从文的小说有着一种清新刚健、奇谲流动的民间色彩，他的小说素材很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