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囚笼——浅谈《古船》的悲剧性【摘要】：从家族观念的角度切入，试论《古船》的悲剧性。

家族观念是《古船》中诸多人物的紧箍咒，每个人都在它的重压之下扭曲疯狂近乎窒息。

张炜似乎想在痛定思痛中寻找一条走出这种悲剧的社会与文化的道路，但是在这样巨大的难题面前，他呐喊之中更多的是彷徨与无助。

【关键词】：家族观念；悲剧；《古船》《古船》发表于《当代》1986年第五期，“《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状作了全景式的描写。

”[1]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

《古船》不是通常意义上乡村历史和乡村文化的审美表现，亦非我们所习惯和熟悉的史诗性手法的运用。

它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当时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他们的集大成者。

正如很多评论文章指出的，《古船》不仅挣脱固有思维模式的樊篱，以其独特深邃的目光，刺透历史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争斗的繁杂表象，窥探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律动的根源，而且倡导一种基督式的精神追求，追求以和平的方式去结束人类的苦难，通过这种精神和行为的超越，达到生活的安稳与和谐，人性的至善至美。

张炜关注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关注的还有历史在人心上的投影。

张炜的思考并不止于生活的表层，而是探向生活的深层，更没有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

他认为传统的宗法制度和极左路线的巧妙结合是造成这段历史的社会机制。

宗法制度在古船中具体体现就是家族观念。

在《古船》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氛围。

那就是弥漫在洼狸镇的家族观念。

可以说洼狸镇的历史变迁，洼狸镇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轨迹，隋李赵三大家族的盛衰，都和这种源远流长的家族观念密不可分。

在《古船》中，几乎所有的人的悲欢离合，都能找到其受制于家族观念的动因。

一个人不管他的行为多么放荡不羁，不管他的个人意志如何坚定执着，只要生活在洼狸镇上，就被家族之网牢牢缚住了，即便再苦苦挣扎，也无法挣脱。

更为可悲的是，很多时候不是家族观念对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统治，而是个人对家族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与顺从。

家族观念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教条与极左思潮结合，把人的一切生存的欲望、感性的要求泯灭在为路线服务的冰水之中，致使产生社会对个人、理性对感性的极度压抑。

令人痛心的是无论是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还是在初期经济改革时期，洼狸镇同样令人悲哀地卷入了家族斗争的漩涡之中。

老隋家的衰败和老赵家的崛起，尽管诱惑人的是个人私欲、个人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但“为家族而战”的信念却是深藏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

而这种奴化的家族意识带来的不仅是个体生命力的萎缩、蜕化和扭曲变态，大而言之，它还带来了民族政治经济的危机。

张炜显然深深地看透了这一点，对之持否定批判的态度。

对家族制度的憎恨和批判，处处渗透在张炜的叙述意图之中。

最有深度的无疑是老赵家的家长赵炳其人。

在历史的纷争中，他的地位稳如磐石，凭借的就是家族意识，家长制意识。

因为他在家族中“辈份最高”，在政治上是“最老的党员”，把家族利益与政权集于一身。

他是洼狸镇上真正的统治者，或明或暗地决定着洼狸镇的一切。

洼狸镇的痛苦与罪恶他都脱不了干系。

赵家另一个掌权人物赵多多，对老隋家得人恨之入骨。

即使得不到美丽的茴子，也不能让她死得安心，竟对着茴子的尸体撒尿。

他认为由他控制着粉丝大厂便是对随家最大的嘲弄。

而老隋家的隋见素阻止李其生对粉丝厂的技术革新，朝思暮想地想夺回粉丝厂，无非是想由隋氏家族取代赵氏家族，重新成为洼狸镇的大户。

他们都是家族恩怨的自觉担负者，家族观念已成为他们的潜意识，成为一种心理本能。

一有机会他们便会狠狠扼住对方的咽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信念。

但这种信念却在他们的头脑中深深扎了根。

在小说中，张炜让这几个人物一个被刺，需要“三年扶体，十年扶威”；一个撞车自焚身亡，身体都烧焦了；一个身患绝症，只能在医生的陪伴下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已经现表露出明显的寓意。

张炜正是因为洞察了这一切的苦难及其背后的根源，张炜在作品中一再暗示这种历史还活着，不仅作为那社会结构的象征物—如古城、老庙、磨房还活着，作为那种社会结构的代表人物—赵炳、赵多多—还活着，更痛心的是那种与现代意识尖锐对立的传统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宗法制家族观念还活着。

可以说宗法制家族观念这种现实的存在，是中国社会深层的巨大悲哀。

张炜对这种历史的描述中，蕴藏着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压在我们身上的历史重负的摆脱、反抗、与否定，从而为走向未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对于这种理想，张炜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个代言人—隋抱朴。

抱朴是一个从正面批判家族观念的形象，面对洼狸镇几十年来的权力争夺和更迭，隋抱朴总能冷眼谛视外界的纷争，洞察人类饱经的苦难。

在他那痛苦而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已经对家族观念做了全盘的否定和超越。

在这个孤独的、无言的、凝定的沉思者的身上有着胜过千言万语的丰富内涵。

洼狸镇几十年的镇史在他心目中就是“血流成河”。

历史的血泪沉积在他心底，现实的风浪又搅起他内心的波澜，历史与现实双重的压迫致使他整天枯坐于老磨房，孤独的沉默着，思索着。

他怕无辜的流血，怕莫名的灾难，怕那段耻辱的历史再度重演。

长期的社会压抑使他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由他律、他囚便成了自律、自囚。

几乎难以使人相信，抱朴的心灵竟聚结和负载了如此深重的对于家族历史的巨大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又是如此之深的影响和阻碍了他的现实活动。

在抱朴的生活意念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到老隋家的罪恶，这样深刻的原罪感使他对一切可能的犯罪都产生了恐惧。

他自愿以一个家族赎罪者的面目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见素制造倒缸，他却要扶缸；见素不准李知常安“变速轮”，抱朴却全力支持；抱朴对见素的复仇行为一直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见素不管行动如何，只要意念一动，就是罪恶。

为了摆脱原罪感，隋抱朴一直有强烈的赎罪意识。

他为粉丝厂所作的一切，就是在赎罪。

它是在替家族，替自己、替过去，同时现在同时更是替未来赎罪，并防止因罪恶带来的复仇。

这就是抱朴生命的主要支柱和行动的基本动因。

更多时候抱朴在思考，思考了人的可恨“不在于已经做了什么，在于“他们会做什么”；思考了人的“贪心”，人的“小心眼”，人的“残忍”；思考了“做人的根本，怎么过生活”，认为要把过生活“当成自己的事情”天下不会太平；思考了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思考了”世上的所有男人都普遍地对不起女人”；思考了自己“再也不敢为了自己活着”……，这种思考表面似乎是超越了家族的桎梏，但这种思考源于抱朴对老隋家父辈所做一切的原罪感，可见他虽然苦苦挣扎却依然无法挣脱家族观念的牢笼。

并且抱朴因为思考而更加痛苦，因为思考而不敢轻易采取行动。

陈涌认为，抱朴的这种思考带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特点。

陈涌谈到，“他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把现实的人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的问题，人本身的问题。

”[2]“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3]“在抱朴身上，我们看到那种通常叫做“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的苍白,软弱无力。

”[4] 我认为抱朴的问题固然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原因在，但是无可否认的一点是隋抱朴面临的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矛盾困境。

他避开家族的恩怨，不问洼狸镇是非，是间接地助纣为虐；他承担家族的恩怨，为老隋家奔走，却会使家族间的苦难更深。

在逃避与承担之间，他却无法选择地倒向了逃避。

虽然对人生、对生活有着清醒的思考，他似乎可以超越个人和家族恩怨，为了自己的信仰，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

可是在古老的家族传统参照下，他的想法是连他自己都常常怀疑的，他的做法只有逃避。

他努力忘掉家族之仇，还对见素隐瞒了其生母茵子被凌辱的惨酷事实，明明知道洼狸镇上的人们互相撕咬，还是没有胆量以暴抗恶，“如果别人来撕我，我用拳头挡开他也就够了；如果坏人向好人伸出爪子，我能用拳头保护好人也就够了……”，“我最怕的就是撕咬别人的人，我害怕回想那样的日子，我害怕苦难”。

为了消除隋赵两家的宿仇，抱朴拒绝了他深爱的小葵，把自己和她都推向痛苦的深渊；为了洼狸镇，为了“大家”，为了替老隋家赎罪，在赵多多往粉丝里掺假致使倒缸时，他毫无怨言地屡次扶缸，却不争夺厂长或出任技术员。

不过最后，他还是对见素倾诉了内心的痛苦:“我太依赖我的善良、公正，结果怎么样?那些投资的人家交出的都是血汗钱哪!国家贷给赵多多几十万、上百万的钱不是血汗钱吗?男人哭了，老婆婆也呜呜地哭，我看了心里多难受!我那天要一块和你站在承包的前台上，或许就能打败赵多多。

我这是善良吗?我这是公正吗?我一遍一遍诅咒我自己，诅咒我的犹豫、胆小，诅咒老隋家人遗传下来的老毛病。

” 无论抱朴关于人，关于人本身有多少良好的愿望，无论他的悲欢愤懑多么真诚，但是愿望只是愿望，唯恐伤及他人的抱朴却迟迟没有真正的行动。

宗法制的家族观念束缚他太久，胆怯的他无法挣脱这个牢笼。

这也是他痛苦的深层根源。

张炜虽然在小说的结尾让隋抱朴说出：“让我，隋抱朴来给你们管理粉丝大厂吧！”但是这种救世者的形象并非抱朴主动获得，在他走出老磨屋时，洼狸镇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促使他结束等待的是历史的契机。

“抱朴这个《古船》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局限。

”⑸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度苛责隋抱朴或者张炜，因为传统的宗法社会结构规定和塑造了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则支撑强化着宗法社会结构，两者互为因果，异质同构。

正如冯立三所说，“在隋抱朴的形象塑造中，作者强调的是他对由自身而扩及整个农民阶层而扩及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苦难的解剖。

……旧式农民没有这种超出个人的深广的自省意识和忧患意识。

”⑹张炜不过是希望由隋抱朴来建构新的人间文化的秩序，谱写新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但是隋抱朴最后的选择在透露了作家对人类理想的执着的同时，却也透露出他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同时也表现出了张炜在感情上对封建文化的悄悄皈依。

参考文献：[1]《张炜文集—长中篇小说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⑴《当代》1986年第五期卷首语[2] ⑵⑶⑷《我所看到的》陈涌《当代》1988.1[3] ⑸《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雷达《当代》1987.6[4] ⑹《沉重的回顾与欣悦的展望—再论》冯立三《当代》1988.1[5]《思想的雕像—论的主题结构》(罗强烈《文学评论》1988.1[6]《“历史理解”的悲剧性主题——管窥》)吴方《当代作家评论》1988.1[7]《原罪的忏悔，人性的迷狂——人物论》吴俊《当代作家评论》1987.2[8]《古老土地上的痛苦选择——论张炜的文化底蕴》蔡世连《当代文艺思潮》1987.4资本的罪恶是由资本的私有性质派生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辨证思想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