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引言一、责任成立之原则：过错责任与危险责任二、责任范围之限定：意义及困难三、责任范围限定的可能路径：比较法视野四、规范保护目的之理论五、总结引言相较于私法学者而言，公法或法哲学的学者也许更容易从其研究领域中，选出一个大众所感兴趣并理解的主题。

当然，（私法学者）也可以试图在私法中援引哲学或者历史学的素材，或者通过分析私法问题中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来吸引非法律人的兴趣。

但我并不想这么做，而是希望把大家引入私法中一个重要的实质问题（Sachproblem）。

这当然是存在很明显的风险的：这样一个校长演讲（Rektoratsrede）可能要么对专业人士（Fachgenossen）不过是老生常谈，要么让非法学的听众难以理解。

我将尝试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

当然，这就必须要对这两种倾向都作出妥协，对此，谨向诸位请求谅解。

弗赖堡大学的一位杰出教授对法律上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他并非法学家，而是一位声望颇高的生理学教席拥有者，即约翰·冯·克里斯（Johann von Kries）。

克里斯于1888年在论著《客观可能性之概念》中发展出来的相当因果关系（a däquater Kausalzusammenhang）理论，在德国和瑞士私法的实践及理论上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

此外，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在法国及奥地利也赢得了支持者——至少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著名的恩斯特·拉贝尔教授（去年秋天，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后去世了，享年82岁）在30年代所做的比较法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私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的发展。

现在，人们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由此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得以重新思考的领域。

对此，有必要进行详细的判例分析（Judikaturanalyse）。

此外，最近几年英美法世界对此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对这些讨论我们也应予以分析。

一、责任成立之原则：过错责任与危险责任在私法上，因果关系诸问题在何种情境下出现？其中哪个问题是实质问题？这涉及损害赔偿责任合理限制的问题。

为了便于理解这一问题，也许有必要首先就责任原则（Hauftungsprinzipien）略缀数语。

当然，我不能对此过度展开。

请允许我将讨论限于侵权及责任义务法（Delikts- und Haftpflichtrecht），而暂不涉及合同责任。

我们要讨论的两项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Verschuldenshaftung）及危险责任（Gefährdungshaftung）。

过错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

某人因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一项损害，只有在其故意或过失实施该行为时，也即满足可责难性（Schuldvorwurf）时，才承担责任。

例如，一位女佣将纸篓中的废纸倒入火炉，但纸篓中包含一份重要文件。

女佣造成了这份文件的灭失，由此可能产生一项巨大的损害。

但女佣并不对此负责，因为她并没有过错（Schuld）：她无法预料到在废纸篓中会有如此重要的文件。

再举一个更加极端也更加直观的案例，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国外的真实案例：某人在集市的价格竞争（Preisschießen）中赢得一瓶酒，他把酒打开并邀请边上的友人品尝。

友人喝了一大口，随即蜷缩在地、痛苦无比，并在数小时后死亡：酒瓶里装的原来是强腐蚀性的液体。

这些液体是怎么来的，已经无从知晓。

法庭基于物件致害责任（responsabilité du fait des choses）原则，认定这位幸运获奖的人应当承担责任。

如果根据德国法，这一责任将不成立。

提供这瓶酒的人无疑是导致死亡的当事人，对于友人的死亡是满足了“若无则不”（condicio sine qua non）的条件性要求。

但这位获奖的人对此并没有过错。

如果在无过错（Schuldlosigkeit）的时候也必须对行为结果承担责任，势必将对行为自由构成极大的限制。

在危险责任或严格责任领域——这在英美法上被看作是与过错责任相对的结果责任（Erfolgshaftung），例外地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

危险责任是现代技术革命的产物。

现代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一些即使尽到全部注意、采取充分保护措施也难以完全避免的意外事故。

我们当然不能因此禁止现代工厂、铁路或汽车的运营，但其持有人（Inhaber）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Risiko）。

如果遭受威胁的仅仅是企业员工，可以通过社会保险、事故保险来解决。

但如果危及公众，且公众无法从风险中脱身，例如在铁路、汽车、高压设施（将来还有核反应堆及类似的事物）情形下，则必须借助危险责任的适用。

只有在所有权人或企业主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无过错的事故承担责任时，才能允许其驾驶汽车，或运行具有危险的营业。

二、责任范围之限定：意义及困难关于责任成立，即过错责任及危险责任，就此打住。

接下来要追问的是，责任范围有多大？（行为人）对所有与责任义务事实构成（Haftpflichttatbestand）具有因果关系的后果，都必须承担责任吗？其界限在哪里？（一）危险责任中的责任限定困难我们首先来看一则危险责任中的示例：铁路责任。

一辆火车为了避免相撞而紧急刹车，乘客被甩向车厢壁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掉落下来，其中一名乘客遭受了严重的脑震荡。

无论铁路公司是否对此有过错，都必须承担责任。

但是否需要为所有的结果承担责任呢？如果乘客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乘客的死亡，铁路公司是否要对此承担责任？乘客因脑震荡而住院，并在医院感染流感而死亡，铁路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受伤乘客痊愈出院，在回家的路上踩到香蕉皮而摔断了腿，铁路公司是否也要承担责任？乘客因事故而提前退休（Rentenneurose），是否也由铁路公司承担责任？所有这些后果，都与铁路事故之间具有条件因果关系，但这是否就足以使铁路公司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当中，是否至少有一部分是没有相当性的（inadäquat）或过于遥远（zu entfernt）？英国法官对此的称谓是too remote，这源自培根（Bacon）所提出的基本准则：法律上关注的不是遥远的而仅仅是最近的原因（in iure non remota causa sed proxima spectatur）。

（二）过错责任中的责任限定困难在过错责任领域，这一问题很容易回答。

如果只需要对有过错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正如耶林（Jhering）在他那个时代所追求的那样，责任的限定将会很容易。

在英国，古德哈特（Goodhart）在对波尔米斯案（Polemis-case，下文对此另有论述）的激烈批评中肯定了这一解决思路。

但和德国一样，英国司法实践对此采取的是另一种立场：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对所有结果承担责任，即使他对结果本身是没有过错的。

试举一例：由于对责任承担问题存在异议，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人拒绝向受害人支付损害赔偿总额的分期款项。

这种拒绝无疑是没有过错的。

但受害人因为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由此而无法支付其利息及分期偿还债务，使得自己的别墅被强制执行。

此时，帝国法院在一则有趣的判决中认定，责任义务人必须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失负责，使其恢复到如同事故未发生之状态。

换言之，在行为具有过错时，必须对无过错的结果也承担责任。

这样一来，和前文中危险责任中提及的一样，过错责任中也存在同样的界限问题。

接下来一则来自法律专业刊物的示例会表明，确定合理的界限是多么困难。

一位货车司机因轻微过失在高速公路上造成交通事故（司机追尾）。

造成的财产损害并不大，但导致了交通拥堵：后挂车厢横在马路中间，造成整条道路的堵塞，许多汽车被堵在后面动弹不得。

有些司机没有耐心等下去，开着载重大货车绕过堵塞的队伍，从绿化带上开过去，由此造成长达400米的绿化带被彻底破坏。

由于无法确定是哪些司机，联邦道路管理部门要求引发事故的司机承担修复绿化带的巨额费用。

法院肯定了这一主张：事故是由于司机的过失行为而导致的，所有的后果都具有相当性。

再看一个帝国法院在1907年裁决的案例。

一位性格暴躁的父亲，因为儿子被打，给了打人的对方一记耳光；对方因此倒地不起，当天死亡。

这位父亲是否需要对死者的家庭承担照管义务，即使没有人能预料到（rechnen）这种结果的产生？这是颇具争议的。

最后再来看一个1921年发生在英国的著名案例：波尔米斯案。

该案的发生使得侵权法上的讨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波尔米斯承租了Thrasyboulos号轮船用于运输石油。

在一个北非港口，他雇用了一名阿拉伯的港口工人卸货。

这位雇员首先在甲板上放置了木质板条箱，货仓中的一块板条不慎掉落下来。

板条上可能有某种铁块、钉子之类的物件，因为板条的坠落而产生了火星；而运油船中的一些油罐密封不严实，导致被火星点燃，最终造成整艘船着火，并被完全烧毁。

上诉法院判决，承租人必须对其使用的员工负责，要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雇员对于）板条的坠落是有过失的，所有发生的其他损害都属于直接后果，并非过于遥远的后果；至于没有人能预料到此类损害的发生，在所不问。

同时代的德国也曾发生过相似的托马斯案（Fall Thomas），虽然没有产生同样的判决，但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一位装载工人在Lloyd号轮船的作业过程中，由于不熟练的操作行为，使得一个标有“注意，切勿坠落”的箱子掉落在甲板上。

结果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后经查明，托马斯为了保险欺诈而在箱子里放了一个定时炸弹。

此时有疑问的是，假设一名英国法官面对这一案例，其是否必须适用基于波尔米斯案而确立的规制（虽然备受批评，但这始终是具有拘束力的先例），判决雇员对沉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案例足以表明，对损害责任的合理限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面临重大困难。

三、责任范围限定的可能路径：比较法视野所有的法秩序都试图对损害进行限制。

例如，将责任限于直接损害、可预见的损害，限于近因（proximate causation），甚至区分过错的程度。

《德国民法典》认为所有这些限制都违反原则和不可执行，因而有意识地不予采纳。

直到法典通过前的最后时刻，对此都存在激烈的争论。

在帝国议会委员会（Reichstagskommission）的讨论中，决定才最终作出。

但法典秉持的是完全赔偿（Totalersatz，réparation intégrale）这一立场。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的规定，责任义务人必须“回复至如同致害事件未曾发生之境地”。

这意味着所有与责任义务事实具有因果关系的损害，都必须赔偿。

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学说与司法实践直接无视了立法者的这一决定，而试图通过创立法律上因果关系这一特别概念，对责任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

这种对责任范围加以限定的路径，在其他的法秩序中常常能够看到。

对此，我必须加以简短的说明。

我们已经说过，培根确立的准则是：“法律上关注的不是遥远的而仅仅是最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