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的上海郊区城市化指1949年以来,现在上海行政区范围内中心城区以外的乡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分别以现在的四区六县(浦东新区、宝山、嘉定和闵行四区和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崇明六县)及六县作为上海郊区1992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郊区城市化的地域界定。
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研究——以上海为例陈先毅 宁越敏 大城市郊区的乡村地区,地处城市地域向农村地域的过渡地带,其城市化过程既受大城市职能扩散的辐射,是城市化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又以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为基础,体现出城市化的初始特征,因而可通过对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的研究来探索城市化过程中的规律性。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其城市的形成、城市地域结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体制下城市职能的对外扩散等方面的特征都很典型;另一方面上海郊区乡村自90年代以来的非农化、城市化发展迅速,因而可作为大城市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典型来研究。
一、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过程(1949-1991) 1.城市化动力特征的演变城市化的实质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的转变,因此,产业的非农化是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根据上海郊区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可把本时期乡村城市化过程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1949-1970年。
这一阶段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分离的二元政策。
一方面乡村的非农产业发展被否定,农业剩余产品通过统购统销中的价格机制转化为城市的工业投入和城镇居民生活福利的一部分,难以形成向非农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随上海城市的工业职能的加强,为解决工业职能扩大和地域限制之间的矛盾,并配合新的工业项目的建设,从50年代中期开始,开辟了彭浦、漕河泾、北新泾、五角场、长桥、庆宁寺、高桥等近郊工业区。
50年代后期又开始建设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等远郊工业卫星城。
但是,尽管有工业区向郊区乡村延伸和工业卫星城市的飞地型布局,却没有资本、技术向乡村的扩散而带动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致使城市工业对郊区城市化的影响局限在工业区和卫星城市的内部,广域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则相当缓慢。
(2)1970-1991年。
1970年以后,发展农村“五小工业”被肯定。
上海郊区非农产业也因劳动就业和市场供应的需要开始发展。
因所有制限制,当时农村工业以社队工业为主。
到1978年,上海郊区社队工业产值达28.99亿元,占社队工农业总产值的52.15%,表明70年代上海郊区农村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始。
1978年以后,国家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通过市场机制的城乡联系得到恢复。
1984年以后,农民获准进城务工经商。
1986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针,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联系的加强及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其非农化发展过程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城市工业向郊区的扩散。
城市工业向郊区的扩散既有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主动扩散,也有因市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市政动迁、“三废”拔点等的被动扩散。
无论是主动扩散还是被动扩散,无论是整厂或部分车间向外搬迁的有形扩散还是通过产品、技术、工艺的无形扩散,其本质都是市区企业的资本、技术到郊区寻求与土地、劳动力的结合。
这种结合对于郊区农村地域而言,就是利用土地资源吸引城市资本与技术投入,实现产业非农化的过程。
到1992年,上海郊区联营企业户数达1238个,产值达60.3亿元,占郊区工业总产值的44%。
二是原乡村地区积累转向非农产业的投入。
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土地)的绝对减少、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农业积累以及市场需求的拉动,使得上海郊区依靠自身投入的乡镇工业迅速发展。
从1983年到1993年十年间,乡镇工业的户数增加了7倍,总产值增加了16.4倍。
这其中有中心城市工业扩散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乡村农业及非农产业积累的不断投入和滚动发展。
2.城市化过程的地域表现在上述动力机制下,上海郊区的乡村城市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由1949年的86平方公里增加到1992年的280平方公里)。
这种由于中心城市的职能扩散和地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是大城市周围郊区乡村城市化的特有表现。
(2)城镇数目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见表1)。
表1 上海市建制镇的规模演变人口规模(万人)镇 数(个)人口(万人)城镇人口比重(%) 198219901982199019821990>6.02513.241.320.237.75.0-6.02- 5.4-8.2-4.0-5.015 4.021.46.119.53.0-4.024 6.113.29.412.02.0-3.07616.014.424.513.21.0-2.07711.89.418.18.50.5-1.01097.5 6.711.5 6.1<0.5310 1.4 3.4 2.1 3.1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四次人口普查论文选集《九十年代上海人口》。
(3)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郊区城市化水平由11.8%提高到27.2%。
但是尽管如此,上海郊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是不相适应的。
这可通过NU比得到反映(N指以劳动力计的非农化率,U指人口城市化水平),1990年上海郊区的NU比为2.57,而发达国家1978年、发展中国家1980年和中国1983年NU比分别为1.19, 1.19和1.40。
这表明上海郊区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非农化,城市化进程有待由产业非农化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变。
二、1992年以来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的新发展 1990年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引起了新的城市功能对原有城市空间区位的竞争,而使城市原有的工业职能在引进外资实现高度调整的同时,在地域上不断向外扩散,而郊区的乡村工业化、城市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1.外商投资对城市化的推动截止到1994年底,郊区六县共批准外资企业2381家,总投资额32.82亿美元,协议吸收外资26.92亿美元。
外商投资对于城市化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土地批租、上缴税金、支付职工工资增加政府和居民的收入,提供城市化成本的一部分;其次通过投资企业的区位行为(进入开发区)促进产业的集聚;再次是通过就业机制吸引人口集聚。
2.开发区的设立形成各级城镇新的发展空间由于浦东开发开放中以小区(功能区)开发为建设重点的开发引资模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县级行政区开发引资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郊区原有分散布局的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开发引资中集中发展的思路以及投资外商对厂区内外基础设施要求的一致性,使得开发区成为郊区工业发展最好的空间组织形式。
截止到1995年底,设立于郊区六县的市级开发区已达7个,总面积118平方公里,另设立了7个县级开发区、196个乡镇工业小区,以便为外商投资、接纳市区工业扩散、乡镇的工业集中提供发展空间。
开发区的设立,一方面为郊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发展场所,促进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开发区多以城镇为依托,在开发区的建设过程中,城镇的基础设施得到配套改建增建,从而提高了原有城镇对人口的接纳能力。
3.人口向城镇转移,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的空间转移是指人口常驻地的改变,它主要是由于人口(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和谋求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决定的。
上海郊区劳动力的非农化率到1992年即已达到72.9%,为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但较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过程还是发生在1992年以后。
这是因为:(1)开发区的设立使工业发展走向集中,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人口在地域上与经济的自然结合。
(2)乡镇级的房地产开发产业开始形成,从而确立了新的镇区人口集聚机制。
仅青浦县1994年竣工的商品房就达4687套,售出2565套,在建4140套。
除此之外,镇政府利用集资建房的方式,由镇政府组织成立房产开发公司,以农民集资为开发资本,以政府行为开发“机制房”,以微利价格向进镇的农民出售,吸引农民进镇居住。
(3)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城市化人口的支付能力增强。
农村兼业农民的收入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企业工资、农业收入、集体经济收益分配。
在松江县泗泾镇的调查表明,1992年农民人均收入2378元;1995年达到4825元,企业职工人均工资收入4968元,劳动力人均年收入7476元。
这样双职工农民家庭3年左右的积蓄就可支付迁居城镇所需的基本支出(购房或集资建房以及交纳各种市政建设费用)。
(4)农业经营方式推行土地适当集中,使职业转移人口进一步摆脱了土地的束缚。
配合开发区建设,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镇区集中,同时郊区农村开始了农业经营方式的深度转变,土地向种粮大户和农场集中。
在所调查的松江县小昆山镇,全镇已办起合作农场9个,其中县级2个,镇级4个,村级3个,全镇土地已有60%集中到农场经营,从而解决了由农村向镇区迁居人口的后顾之忧。
随着开发区建设、人口的转移,乡镇级小城镇迅速兴起和发展,以镇域为单位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在所调查的奉贤、青浦、松江三县的洪庙、徐泾、金泽、泗泾、小昆山五镇,1995年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了60%,38%,16%,27%和45%。
三、大城市郊区城市化的理论探讨 通过以上对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上海郊区乡村城市化包含两个方面的过程:一是以非农经济发展为标志的职能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大致起始于70年代以后;二是以城镇兴起发展、人口向城镇集中为特征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以1992年以来城镇的迅速兴起和发展较为典型。
这一完整的过程是一定城市化机制下城市化主体行为的综合结果,并产生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化效益。
1.关于农村城市化的实质农村城市化过程,表现为非农产业向城镇的集聚并带动城镇的兴起、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即城镇的成长。
因此可以从城镇的成长机制中去探寻城市化过程的本质。
从经济及社会运行方式的角度,可将城市划分为城镇主体、城镇产业、城镇设施三个子系统,其相互关系表现如图1。
在城镇子系统中,城镇经济运行主体指城镇的投资者、政府和迁居人口;城镇的产业系统指城镇的一、二、三次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城镇设施子系统是指为城镇主体和城镇产业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生活设施。
城镇的兴起发展过程表现为城镇主体、城镇产业、城镇设施三个子系统的增长及其相互关系的不断整合过程。
由于这一过程的主体是城镇的政府、投资者、居民,因而城市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主体的行为以及它们行为的总和。
(1)投资者。
指市区外迁企业、镇村两级集体企业、投资外商、私营个体业主等投资主体。
其投资动力来自于对资本增值的追求,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劳动力的雇用,完成资本与土地、劳动力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