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茅盾小说的叙事方式
摘要：小说艺术就是叙事的艺术。
每个作家因个人气质、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也就有各自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特征；这也就构成了小说创作者不同种叙事方式。
叙事方式不只具有技巧上的意义，而是表现了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基本特征，我们便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对茅盾这一创作主体的精神特质与他小说文本结构做出
整体把握。
关键词：矛盾；创作研究；叙事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人们对以社会历史为参照诠释茅盾小说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对他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的阐释，却显得较为冷漠。
从根本上说，小说艺术就是叙事的艺术。
每个作家因个人气质、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也就有各自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特征；这也就构成了小说创作者不同种叙事方式。
正因为叙事方式不只具有技巧上的意义，而是表现了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基本特征，我们便有可能从这一视角对茅盾这一创作主体的精神特质与他小说文本结构做出整体把握。
纵观茅盾文学生活，社会整体为表现对象，是他突出的创作倾向。
从《动摇》起再现中国社会缩影就成为他小说基本的叙事模式。
《动摇》将笔力集中于实际革命过程的描绘。
革命者的天真和幼稚，反动派杀人如麻的残酷，以及时代青年性爱的情热，政治斗争
的复杂错综，都被客观呈现出来，让人们从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一个湖北县城，窥见了风云际会的整个中国社会。
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中，怀着大规模表现中国社会的企图写下的《子夜》，被称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即使短篇如《林家铺子》，也因为社会内容蕴含的丰富成为“压缩的中篇”。
作品在林老板的忧患人生中织进了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上海“一二·八”战争带来的农村经济凋敝和社会动乱，大都市的经济恐慌，小镇上党部老爷的敲诈，警察局长的威逼，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林家铺子倒闭有关。
一幅小城镇的人生图画，同样缩影似的再现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
四十年代的《腐蚀》、《第一阶段故事》、《锻炼》都是全景式地反映中国社会的作品。
《霜叶红似二月花》虽未终卷，但仍呈恢宏气势。
这里有外来工业文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冲击，有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式地主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作者以婉曲入微的笔墨写普通人家的生活、心态，写他们的痛苦与希望，从琐碎的家庭生活见世态风情，颇具《红楼梦》的情韵。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叙事模式作为一种艺术存在，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它的时空形态。
茅盾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形态，并非如西方现代小说那样，随作者的由观感知，作波诡云谲的变幻，呈极大的随意性和荒诞性。
他的小说的时穿形态清晰可辨，与经验世界有明显的相似性。
一般说来，情节随着时间的自然流逝而发展，空间转换也有线索可循。
这也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审美形态，茅盾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
于：他作品的叙事时间与社会外部时间密切呼应，他总是在现实的印象还未在人们心中淡漠之时，就迅速地融铸成艺术品，这使他再现的中国社会有强烈的当代性。
如大革命后仅数月，直接记录这场时代事件的《蚀》便行问世，其中《幻灭》描写的张惟力重返南撤的南昌起义部队的情节，发生在作家写作的同时。
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为背景的《三人行》三一年即已发表。
曾题名为“一九三○年，一个中国罗曼史”的《子夜》，也动笔于三一年，终稿于三二年底。
《魔蚀》以日记的形式出之，清晰的时间标记，作品更具时事性。
如果更深一层地看，社会的外部时间还成为了茅盾小说的情节因素。
如《子夜》里描写的三o年南北军阀混战，不仅只是一种时代氛围的渲染，而且直接影响到公债市场，沙及到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悲剧命运。
还有《腐蚀》对皖南事变的侧面描写。
《第一阶段故事》抗战事件对人们心态的影响等等。
社会外部时间及重大事件溶入作品，这不仅使情节发展更符合生活逻辑，而且，作品叙事时间与历史进程一致，也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
茅盾小说有广阔的空间背景。
就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较，故乡的山水风情似乎没有统领他的艺术天地。
如鲁迅的小说，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绍兴化了的鲁镇与朱庄，他主要表现旧中国乡村里沉滞而苦难的人生；老舍的作品总隐现着小羊圈胡同的原型、与北京古城西北角的投影，他集中于对北京下层市民文化心理的揭示和探索；巴金小说的故事多发生在数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背景下，他主要以封建家族史为题材。
在茅盾的笔下，空
间背景有五四前后的江浙水乡(((霜叶红似二月花》)、有三十年代大都市上海(《子夜》)、有抗战时期的重庆(《腐蚀》)。
选择的这些空间背景，大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治文化中心。
这与前面所述的叙事时间与历史进程的一致相契合，达到对中国社会历史高度的艺术概括。
就每一部具体的作品而言，茅盾小说的空间转换也是很开阔的，他喜爱描写规模宏大的生活场景。
如《虹》开篇写梅女士冲出夔门，描写三峡的壮观，然后回叙他在成都的少女生活，继而写她在沪洲、在上海投身社会生活的经历。
作品意在“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以梅女士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示了广阔的空间。
《子夜》从都市到乡村，由家庭到车间是大开大合的空间转换。
由于描写的空间十分开阔，小说篇幅总有限度，时间跨度便往往缩短。
如《子夜》虽是三十万言的长篇，描写了五至七月间的事件，《腐蚀》从赵惠明日记的时间标题来看，始于四o
年九月，终于四一年二月。
除了计划以多卷部展开的小说，茅盾一般采用了对生活横断面的完备而清晰、详尽的描写。
这些审美化了时空形态，是为艺术地呈现复杂的中国社会关系服务的，它使作品能将丰富的现实社会内容容纳进来。
在这里茅盾将人物放进了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伦理的等等关系里。
并且，主要通过这些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他写人，不同于“五四”思想启蒙时鲁迅，从思想文化角度批判，以揭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国民灵魂的栽害。
也不同于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从心理角度描写人物喧嚣躁动的情绪世界，忽视对人物行为的社会、历史动因的揭示。
茅盾从社会政治角度写人，人物心理结构的剖析结合着社会结构的剖析。
他笔下人物的职业和工作，一般都有鲜明的政治、经济色彩：党部委员方罗兰，丝厂老板吴荪甫，集地主、资本家于一身的唐子嘉，国民党特务赵惠明等。
这些人物的行动和命运，又都与社会整体发生密切联系。
吴荪甫“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命运，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的。
从早期《蚀》里时代青年彷徨歧路的人生经历到四十年代的《腐蚀》赵惠明的堕落，无不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联。
因此，在这种叙事模式里，社会已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成为实际的主角。
捷克学者普实克从另一角度，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茅盾的叙述是针对整体的，即使他讲的是某个人的命运，我们也总是会感到那是体现某一类人命运的典型，那个人的处境不是个人的，而是很多人所处的典型环境。
……他非常成功地用精确的观察和现实的笔法揭示出整个中国社会的特征。
”由此可见，茅盾小说再现中国缩影叙事模式，最主要的价值，不在于模拟了社会的表层形态(这是任何一个平庸的作家都可能做到的)，而在于通过人的活动和命运，揭示出一定时期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向。
杜勃罗留波夫说过:“衡量作家才能的尺度就是：他所概括的生活广阔到了什么程度，他所创造的那些形象，又是怎样巩固和包罗一切的。
”卢卡契也认为“在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它的人物，必须在他们彼此之间，与他的社会存在之间，与这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上被描写出来。
这些关系理解得越深刻，这些相互的关系发展得越是多方面，则这作品越是伟
大。
”用上述经典作家的价值标准来评判茅盾小说是十分恰当的。
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长篇小说还处在幼稚试炼阶段。
如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王统照的《一叶》，郭沫若的《落叶》，笼罩着性苦闷的变态情绪，或充满人生奥义的探索，或飞扬着浪漫情思，这仍未摆脱将小说作为个人寄情写意工具的俗套，审美形态上仅为情感和理念的形象显现。
面对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作家显出艺术概括的苍白无力。
茅盾小说再现中国社会缩影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巨大的认识价值，显示了把握社会复杂生活的艺术力量，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审美范式。
它表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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