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三旧改造模式的总结这里的总结主要基于经合发展组织国家也即发达国家的案例。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开发历史最久，工业化衰败的最早，所以三旧改造案例也最丰富。

三旧改造项目实际上是以城市保护或复兴为目的，而成功的模式则兼容了保护与复兴，把这种保护与复兴进一步展开来看，涵盖了四大方面：1. 历史再现也即把本地文化历史遗产的精髓突出体现在改造后的建筑、人文乃至商务活动中。

2. 社区再造也即实现居民安居乐业，并且产生一种社团共享的意识和自豪感。

3. 循环再生也即使社区运营、城市发展与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合拍。

4. 商务再兴也即促进商务开发和经济繁荣，并且与前三方面息息相关。

纵观那些成功项目，它们都融会贯通了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和经济这些可持续发展城市都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因素，不是顾此失彼，而是使之互为促进。

改造过程可分为自然形成和规划开发两大类这两大类的改造主因和主体有明显不同，然而二者都有获得成功的著名案例。

美国费城的“老城”改造是自然形成的。

“老城”位于费城市中心，如今聚集了美术馆、展厅、饭店、剧场、古迹等，成为兴旺繁荣之地，居住人口相应不断增加。

三十年前，“老城”则是个很破败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一群艺术家因付不起费城南街高昂的租金而迁徙过来，而他们带来的文化资产为这一地区的复兴提供了关键的转机。

“老城”的发展几乎没有依靠美国联邦、宾夕法尼亚州和费城市政府以及慈善资金的帮助。

德国北威州则提供了规划开发的一个范例。

据称“工业景观最密集、环境污染最严重、衰退程度最高的”地区就位于北威州。

而在德国16个联邦州中，只有北威州的经济部设有独立的文化产业处，专门负责文化产业的资助、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以及文化项目的市场化。

经过政府精心规划和运营，北威州产生了著名的北杜伊斯堡文化公园，将一座于1985年停工的有82年历史的大型冶炼厂演变成一个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文化艺术胜地。

自然形成型的起因是共处一地的艺术界人士开始抱团。

实际上，他们往往是刚刚从别的什么地方迁移到一处的，出于资源上的共同需求汇聚到一个街区或者毗邻街区。

继而在密切接触中开始共同营销，并分担支出，或者共享设备、房产，和共同游说政府及申请资助。

当然他们也会就艺术、技艺进行切磋、辅导和相互提供反馈。

自然形成型的集群一般发展成为文化街区，美国往往称之为文化区域（cultural district）或者文化邻里（cultural neighborhood）。

这一类集群的形成过程比较长，起码经过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在管理形式和组织结构上基本稳定下来。

一份对自然形成型文化街区的专门研究指出，这类街区的形成关键在于“社会网络将一个邻里区域【特有的】文化资产与其他社团和区域有影响的势力联接在一起。

”很自然，自然形成型创意集群的文化与组织必须非常开放。

这类组织的参与者众多，参与方的背景也很纷繁，包括个人和组织、企业与政府、盈利机制与慈善机制、自愿者与专业人员、艺术家与职业管理者、本地人士与全国性乃国际性人士。

但是不论参与者再多，自然形成型的文化创意集群在其初期，开发或者举旗呐喊的核心人物主要来自艺术家。

规划开发型的集群一般是企业家运筹的产物也可能是政府设计的结果。

前者基于市场调研，作为一个产业来开发，后者主旨在区域复兴或者产业转型。

规划开发利用夕阳产业退出历史舞台的旧物业开发文化或者创意产业。

这一类集群刻意在文化极为贫瘠的地点人为移植一定的文化创意元素，激发这个地点脱胎换骨的改造。

自然形成型案例往往在其形成地本身就有很深的文化沉淀，只是在近代甚至是当代刚刚衰败，所以无需主要靠进口文化。

相比之下，规划开发型集群的起点是政治或者商业动机，这类集群开发的时间大大压缩了，势必也就需要人为培植甚至移植大量文化等创意资产。

由于缺少了历史的文化财富，规划开发型集群改造的风险更大，胜算更小。

更多的案例其实往往是自然形成在先，政府干预随后，也就是说自然形成与规划开发这两种大模式在到达一定的改造阶段时合流了。

纽约和伦敦的SOHO发展都经历了这样的轨迹。

比如，20世纪50年代，为了促进园区发展，纽约市政府出台法规禁止非艺术家进驻SOHO。

改造基本经验的总结国际上三旧改造成功案例具有一些共性特点。

这里概括为六大点。

第1、实体改造必须与社区再造相协调。

随着改造的进程，直接利益相关者中多数人应该产生或者加强归属感、和谐感，而不是分崩离析。

社区再造首先意味着组建和发展关心社区利益的社团，并在不同社团之间谋求合作。

在西方的改造中，这一步往往先于技术性改造规划，是改造中最关键的因素。

第2、必须具有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使利益攸关群体得以在改造中获取适当的话语权西方成功改造的重大决策有很高的民间参与度。

参与的群体包括本地居民、商界、学界、艺术界和政界。

大量的民间组织在改造构想、沟通、设计、实施、管理等许多层面十分活跃。

改造后的产业标准、规范反映了业界和社会主体的意向。

直接参与决策的人不可能是所有人甚至大多数人，所以参与者需要有代表性，有活力有激情，并有合作的心态。

在经合组织国家，这种机制一般是非政府的但又对政府有着重大影响的区域复兴组织。

日本小樽曾是个依靠运河航运输出煤炭而兴起的商业都市，随着陆路交通的发达渐渐落伍。

20世纪70年代，小樽市民重新发现了运河以及河边老房子的魅力，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运河，这些老房子就失去历史的依托，没有了灵气。

于是，这些热爱故乡的市民们为了保护运河、再现运河景观，成立了“小樽运河保存协会”等市民团体，发起了保护运河的市民运动。

在市民运动的推动下，政府修改了原有城市改造计划，进行重新规划。

第3、政府与民营携手，以民营为主体。

在总体规划中少不了政府的统筹作用，也少不了政府在大面积所有权变更中的监护职能。

但是通盘策划和经营一般不应交给政府，成功案例大都是改造开发和经营依靠政府与民营企业、组织团体合作，而开发和经营决策的主体在民间。

在西方，即使政府投入为主的许多开发都是交给“一臂之隔”机构也即在运作上几乎独立的半政府机构去做。

值得指出的是，由政府决定和主导花大量资金搞形象工程并不是中国的专利。

这类形象工程有许多是文化艺术类型的项目。

而且同样，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类工程中许多不仅在经济上不具有自生的可持续性，也没有在社会效益上普及大众。

西方有人因此抨击这些形象工程为“短命城市”。

（ephemeral city）利比·波特等人对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的20年间的多个文化创意集群案例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

据该分析，曼彻斯特的北区（NorthernQuarter）是自然形成的。

其形成主因第一是租金低廉，第二是那里有较长的音乐实践历史。

这个集群被视为成功的例子。

相反，社菲尔德的创意区（Creative Industries Quarter）是规划开发的产物，由社菲尔德市政府规划并提供硬件设施。

社菲尔德市政厅希图通过创意区而造就该市在音乐或者电影制作方面的优势。

然而如果以这个最主要的目标实现状况来衡量该集群，社菲尔德创意区只能说是个失败。

“区内的许多商家还是严重依赖政府补贴。

”该集群的关键项目如政府拨款支撑起来的国家通俗音乐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 for Popular Music）成立还不到一年就垮了。

在美国，多数改造项目的组织是个人和社团发起的，之后许多慈善性基金为有希望的非盈利性尝试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起码是成为经营支出的主要承担者。

在欧盟区，政府的投入要比美国高出许多。

在某些创意产业发达地区如英国的布里斯托，市政府在一些开发项目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然而，即使在这个开发创意产业的明星城市，政府也不是越俎代庖。

政府在微观层相对放手，实际上也是相应推动民间有责任、有能力的企业、组织分担许多公益责任。

西方的盈利性创意集群几乎无一例外地兼有商业经营与辅助政府的公益性作用。

位于伯明翰的软冻厂是英国富有盛名的创意园区，已经有17年的历史。

它是一个创意企业家在一片废弃的厂房一手开发的，在购买这片房地产时没有任何政府投入和支持。

在之后的改造中，政府将园内部分片区视为独立的开发项目，为两个项目提供了不超过项目总投入25%的开发经费。

建园伊始，软冻厂为伯明翰的社会中下层提供了许多免费服务。

荷兰的Westergasfabriek园区是在旧码头和厂房库房的基础上建成的, 在改造开发中开发商与政府合作，在场地布局上专门保留了公共空间，使商业性运营与公益活动统一起来。

第四、改造区域要分区分功能。

一个改造区需要划分为核心区或者重点保护区与边缘区或者辅助功能区。

核心区的标志物或者历史文化的承载实体要明确突出，并且对其重点保护。

边缘区或者辅助功能区既对核心区起到缓冲保护的作用，又有针对地为其提供各种服务。

在经合组织，这种分区往往由政府立法来保障，也有一些是靠社团自发商议决定的。

第五、生态友好的原则渗透到改造区的实体设计、人居和商务活动。

改造区的商务类型和模式、人居和社区建设、交通运输都努力符合生态环保的要求。

一个改造区在历史上寻求传承，而在经济运营和人居生活上则几乎必须颠覆改造前的直接模式。

这种颠覆的模式可以是新与旧的融合，新的可能史无前例，比如零排放建筑（ZEB），旧的则可能部分回归或者重拾很早的农耕甚至更早的某种生活习俗，比如步行，比如穴居。

如果生态友好在改造中被忽视，整个改造的可持续性就势必有限，整个改造项目的生命力也就不能不是脆弱的。

第六、成功的改造有赖于发达的价值网络。

成功的三旧改造与创意密不可分, 既要体现本土化又要国际化, 既要传承又要颠覆, 为此改造者依存的价值网络需要相当发达，颇具规模。

当代经济离不开价值网络：各种规模的创意产业和从业者跨越组织界限、行业界限、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在多个层次，并通过多种形式，组成互利共赢的网络。

越是成功的创意集群，其构筑的价值网络也越成熟，越活跃。

价值网络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地域上毗邻的合作者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