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这学期我阅读了经济学巨著《国富论》。

《国富论》系统的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被誉为第一部系统而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整本书致力于透视财富增长的奥秘与根源，作者为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他提出了限制政治权利的界限，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又提出市场“看不见的手”概念，提出分工、分配和赋税等理论。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纪的中期，工业革命促使欧洲发生了从手工向机械化生产的重大转变。

虽然重商主义理论和重农主义理论都曾促进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

他们迫切需要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着手，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构建一个全新而系统的理论体系。

《国富论》便诞生与这一时期。

《国富论》虽然语言顺畅，引用的事例多且妙趣横生，分析较为严谨，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似乎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开始厌倦深思时却发现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弄懂。

斯密并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作为“公平的旁观者”冷眼观察事物，并不断提出自己的想法、见解，而是把自己融入当时的经济社会，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为其辩护。

这种写作方式必然会使全书充满激情。

但此激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会用独特的视角将隐蔽的问题剖析的十分彻底，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偏激。

亚当斯密给《国富论》规定了两个任务，一是为促进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提供基石，扫清阻碍。

二是必须寻找术语和概念来构建这一新的理论体系。

也许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斯密在许多问题上也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下为我对《国富论》五卷三十二章的阅读笔记与理解。

第一卷中，斯密开篇就表明，由于劳动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劳动分工则必须由货币的发展来促进，因为劳动分工是商品交换发达的产物。

接下来就引出了对实行交换的条件——价值与价格的论述。

对于价格，斯密将其划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价格依赖于工资率、利润率与地租率。

第一卷的前三章讨论分工。

分别论述了劳动分工这一现象、劳动分工的起源与劳动分工受到的限制。

斯密对分工这一部分论述的十分细致简练易懂，说明斯密对这一部分的重视。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

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加快了财富的积累。

劳动分工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换的本性倾向，分工的发展在于交易市场的扩大，分工的发展又促使技术进步，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斯密说“社会分工一经确立……社会本身也就转化为商业社会了”。

人们出于“利己”而非“利人”的交换目的，最终导致了职业的分化和社会财富的显著增长。

第一卷的第四到第七章主要讨论货币和商品的价格。

斯密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是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而估定的。

“价值”一次既能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也可以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购买力。

前者称为价值，后者称为交换价值。

斯密又因此提出使用价值越大，交换价值越小；交换价值越大，其使用价值越小，这一价值悖论。

货币最早产生于人类互通有无的交换过程中，其最原始的职能为价值尺度。

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即为价格，商品的价格与其原材料的价值、劳动者报酬和利润维持一定比率，这三者之和即为商品的真实价格。

商品的自然价格又包括其真实价格与运输费用，其货币体现为市场价格。

在此章节中，由于时代的限制，斯密对劳动概念的混淆，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推论，在后来被批判，但斯密为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做了巨大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第一卷的第八章与第九章，斯密讨论了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

劳动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

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提高，但劳动工资的提高并不依赖于现有的国民财富，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

因此，斯密认为，工资最高的地方出现在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不是最富有的国家。

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增减都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变化，但财富的多寡对二者影响不同。

加大投资会提高工资但会降低资本利润。

随着国家整体财富的发展，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工资便随之提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受两种情况支配，一是劳动需求，而是生活必需品价格。

劳动人数越多，还会促进分工，从而使得商品的生产方式得以改进。

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提现，利息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工资成反比。

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减少，会提高资本利润和货币利息，降低劳动工资。

如果一国财富已达到最大限度并维持现状，那么该国的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可能都很低。

当一国的财富和投资达到最大限度时，其普通纯利润率会很低，市场利率也会很低。

提高资本利润必然提高商品价格，而提高工资对商品价格影响较小。

第一卷第十章讨论工资和利润随职业性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斯密从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在性质上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出发，从职业不均等的角度，继续深入地对工资和利润进行探讨，并作出重要的发展。

在不同种类的职业之间，工资率往往随着学习业务的难度、职业的安定性以及所负责任的大小而变化；工资和利润也会随工作适宜程度额不同，以及在特定领域成功的可能性大小而改变；虽然人们的工资有多有少，但在竞争环境下，同一地域内，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的利与弊趋于相等。

第一卷第十一章讨论地租问题。

这一章比较臃肿繁杂，还充斥着大量的离体描述、论证。

此章观点有三，一是地租现象之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

二是工资与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确实价格高低的结果。

三是粮食地位的特殊性，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

地租的实质是因地主对土地的垄断而形成的土地价格，这种价格不与改良土地的费用成正比，而与土地生产物的价格成正比。

一切社会改良的目的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

土地生产物真实价格的增长及时土地改良和扩大耕作的结果，也是促进土地改良和扩大耕作的原因。

社会真实财富和有用劳动量的增加都有间接增高土地真实地租的倾向。

第二卷提出了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

在这一卷中，斯密先是批判只有农业和挖掘业才是生产性劳动的说法，对魁奈的学说做了批判，但后来他觉得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分开是有道理的，造成了矛盾。

第二卷的第一、二章讨论了财富。

个人及社会的全部财富都分成三个部分：用来满足个体基本需求的消费财富，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财富的积累对各种资本的影响不同。

有形货物和人的才能也应当视为资本。

消费财富不产生利润；流动资本只有通过流通或易主才能产生利润。

固定资本既来源于流动资本，又需要流动资本的不断供给。

货币属于流动资本。

它对社会收入的影响与固定资本相似。

货币是资本中极具价值的部分，但不是社会收入。

社会收入依赖于货币流通，而非货币本身。

资本的不同用途对国民的年产量以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出也会产生不同影响。

第二卷第三章到第五章论述了资本积累与贷出利息。

斯密先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做出区分，然后讨论利息，最后讨论资本不同用途的利弊得失。

斯密通过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得出节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储蓄倾向是物质资本的真正创造者。

对于利息问题，斯密把利润看做基本现象。

他认为利息率之所以下降是资本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他坚决反对货币利息论，认为金属货币数量增加会导致利率下降；他对法定最高利率做了审慎的论证。

对于资本用途及利弊，斯密首先考察资本的用途，他认为使用资本的是四个部门：农业、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

四个部门相互依存。

他又将贸易划分为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和贩运贸易。

最后他认为资本有两个作用：一是推动本国生产性劳动，二是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

之后经过斯密的分析，他得出结论：农业贡献最大，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是商业。

又由此得出投资顺序。

但斯密从他“经济人模型”考虑，投资行为是利己的，并不是为社会做出贡献。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政府。

生产性劳动比非生产性劳动节约社会财富，储蓄利于资本的积累。

节俭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人数同储蓄率成正比，而储蓄率有等于或至少相当于资本的增长率。

第三卷斯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财富的自然增长”，考察了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如何对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活动所起的作用。

由此，斯密认为，按照财富自然增长的顺序，本应先投资于农业，然后用于制造业，最后用于对外贸易。

但这个顺序经常被颠倒。

斯密也认识到，对外贸易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与制造业的发展也会促进农业的发展。

第三卷前三章论述了财富的自然增长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经济状况。

劳动的分工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职业的分化，而且加快了商贸的发展。

在商贸业不发达的社会，土地生产物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

所以，土地是一切生活必需品及商品的来源。

城市工商化时期，手工业与简单制造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但农村依然是原料供给地。

国家全部财富都来源于度低耕作者的劳动。

白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侵扰罗马帝国后，欧洲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掠夺中断了城乡贸易，罗马帝国的富裕地区也成为蛮荒之地。

罗马帝国崩溃后，人头税以赋税的形式固定下来。

对君主缴纳固定赋税的城市成为自由城市，市民即成为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自由城市和自由商人的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随着自由市场的兴起，商业不断发展，欧洲商业城市居民开始进行制造品与奢侈品交易，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各国经济走向复兴。

第三卷第四章论述了城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农村是城市工商业的原材料基地，而工商业城市为农村的生产物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

一方面，农村剩余生产物通过商贸实现的利润激发土地的开垦与改良。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所获的财富也用来购买待售的土地，这种投资显然有利于促进土地改良。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促使农村居民工作井然有序，其个人安全和自由得到保障，摆脱邻人的争斗和对地主的依附。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农村土地改良的根源。

欧洲最早因商业致富的地区出现在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商业力量彻底摧毁了地主贵族的权力，工商业城市为农业的原生产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土地的改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第四卷中，斯密严重批判了重商主义。

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原理关于财富依存于贸易差额的荒谬，揭露重商主义者的卑鄙手段。

对重农主义的批判则放在了最后，批判重农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天然自由的合适体系，只有建立这个体系才能使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国王“监督私人劳动”。

关于殖民地，斯密认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在于利用特权和垄断权去鼓励出口。

斯密也在本卷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论断。

第四卷前三章与第八第九章主要论述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

早期主张限制国外商品的输入和国内货物的输出，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该货币流通，以积累金银。

晚期虽然允许国内外商品在政府的监督下自由贸易，但要求以顺差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