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考古学（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xx志军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简史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当时在干燥的埃及古墓中曾发现过脱水植物遗存，在瑞士古代湖边遗址中发现了长期被水浸泡的植物遗存，等等。
但是，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完全是一种偶然，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的保存提供了条件。
另外，当时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完全是由植物学家独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仅限于对植物种属的鉴定，基本上没有涉及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所以这些发现和研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
20世纪40年代初，在植物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称作“人文植物学”，专门探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一植物学的新概念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一些比较敏感的、思路开阔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古代植物遗存，然后再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的关系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就开始试图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寻找古代植物，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与植物学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的研究。
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找到一种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的方法，他们的发现依然是靠运气，比较系统的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那些位于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大讨论。
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了考古学研究不应该仅局限于对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描述和对古代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而是应该进一步地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由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就必然离不开对植物遗存的研究，因此，如何有目的地通过考古发掘系统地发现古代植物遗存就成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当浮选法开始被应用到考古发掘中后，考古学家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在任何遗址或遗址中的任何区域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
浮选法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如何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这一难题，丰富了考古资料，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继续由田野考古学家兼营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一些考古学者在植物学家们的帮助和培训下，或者一些植物学者在考古学家的帮助和培训下，开始专门地从事研究古代植物遗存及其与古代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于是，植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逐步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第二部分植物考古学定义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这主要是由其研究目的所决定的。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和分析古代植物遗存，以便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
所谓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根据人类的不同需求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如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工具及用具等，所谓与人类活动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植物，如依附于人工生境的杂草、人类活动范围内的自然植被等。
既然植物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在其研究对象上，那么，针对这些特殊的研究对象，植物考古学必须拥有着自己特有的一套田野工作手段、实验室操作程序和分析研究方法，例如样品的采集，植物遗存的提取，植物种属的鉴别，对结果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遗存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的诠释，等等。
植物考古学是通过认识和了解古代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而达到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这一最终研究目的的。
这种相互关系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考古学家们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对植物遗存的研究得以解决。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的内容，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复原古代人文生态环境第三部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一、对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说俗些就是研究古人吃什么。
决定人类食物结构的三大要素：1．基本营养成分的需求2．生态环境的制约3．文化观念的影响人类对食物的选择首先是为了满足其对基本营养成分的需求。
人类属食物选择范围很广的杂食类动物，但同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类的食物摄取应该具有一定的基本营养成分。
事实上，自然界中能够提供这些基本营养成分的可食性物质非常多，古代人类通过对其生态环境的长期认识和了解，能够十分科学地从当地生物环境中选择出适当的食物种类组合以平衡其对不同营养成分的需求。
除了基本营养成分这个决定因素外，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也制约着人类对食物的选择范围。
有关生态环境对人类食物选择范围的这种制约作用，在我们判断和分析考古遗址出土的一些敏感植物遗存时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人类食物结构的组成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本性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人类文化的作用，如传统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禁忌、图腾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人类对食物的选择范围。
二、对古代经济形态的研究1.采集与狩猎经济形态农耕经济出现之前，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是采集与狩猎。
有学者曾对近代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体的部落群体的食物结构进行过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在其调查的部落群体中大多数是以采集为主要获得食物的方法，古代采集狩猎经济群体的食物结构可能也大多是以植物类食物为主的。
因此，要想完整、科学、准确地对那些农耕经济出现之前的、尚处于采集狩猎经济阶段的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进行探讨，就必须注意对植物遗存的研究。
与动物骨骼相比，植物遗存更不易保存，采集工具也不象狩猎工具那样复杂和专业，事实上很多采集活动仅靠空手即可完成，至多配备一些无需特殊加工的简单工具，这确实给我们研究古代采集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现实，在考古发掘中有意识、有目的地采用科学的植物考古学手段尽可能地发现和获取植物遗存，然后运用植物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所发现的植物遗存加以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就有可能在有关考古报告中或研究论述中避免过分地强调狩猎活动的重要性，而低估甚至忽略采集经济在早期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
2.xx经济形态栽培作物与驯化动物的出现不仅是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一个转变，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很显然，对栽培作物起源的研究离不开植物考古学。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曾就栽培作物的起源以及农业的起源等问题在理论探讨上掀起过一个高潮，就与当时的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浮选法开始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广泛的应用，是密切相关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在我国考古学界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与植硅石研究手段的引进和应用有一定的关联。
如果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能够再注意科学地、规范地采用植物考古学的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手段，即以浮选法为基础的植物遗骸研究手段，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一定还会有新的突破。
相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有关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讨论一直比较冷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植物考古学未能被普遍地、有效地应用到考古发掘和研究中。
与栽培稻的研究不同的是，利用植硅石鉴定粟和黍尚有些难度，浮选法是目前唯一可以用来解决粟类作物起源问题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
例如前几年我们在内蒙赤峰兴隆沟遗址开展的大规模浮选工作，就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炭化粟和黍。
3.农业与xx形成的关系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群体是依赖栽培作物特别是谷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总体上讲，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的早期农耕经济所依赖的栽培作物种类已基本清楚，但这并不说明植物考古学就无用武之地了。
以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为例，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把农业的发展列入文明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当时的农业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到了文明的形成过程，就说不清楚了，原因很简单，缺乏充足的考古实物证据。
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的是植物，探讨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植物考古学的参与。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就这一问题曾展开了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通过对位于中原地区的一系列龙山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开展浮选工作，我们获取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
经过对这些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在华夏文明形成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1)普遍发现有炭化稻谷遗存，（2）发现了小麦遗存，（3）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由相对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
由此可以看出植物考古学的重要性，文明初始阶段，文献记载有限，考古学是重建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手段。
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有关植物遗存方面的资料和信息需要通过植物考古学去发现与研究。
三、对古代社会结构的研究考古出土的遗迹遗物不仅仅是古代人类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体现着古代社会政治结构方面的内容，并包含着古代人类思想意识方面的内涵。
通过对具体的物质文化的分析，探讨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和发展，了解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应该列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作为考古发掘获得的古代文化遗物的一种，植物遗存也同样具有着这种向更深一步研究的潜力。
通过系统地植物考古学研究，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不仅是我们探索古代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重要资料，同时也能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上层建筑方面的情况提供重要的线索。
四、对古代生态环境的研究复原古代生态环境是现今植物考古学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其它一系列因素的变化。
气候是形成自然环境的主导因素之一，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区域的植被类型、动物群组成、土壤性质、水域面积和水网分布等。
对古代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有多种途径，一般是从复原古代植被入手。
古代植被的复原主要依靠对连续的自然堆积中所包含的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而对自然堆积中的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主要应用孢粉学的研究手段。
传统上，利用孢粉复原古代植被是被划归在地质学研究的范畴，但是，由于地质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目的不同，纯地质学的古代植被复原往往不能满足考古学的要求。
例如，已历时一万余年的全新世在地质学的古代植被复原中常常是被当作几个甚至一个时间单位来分析的，但是考古学者希望了解的却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植被与气候的千年之间甚至百年之间的变化规律。
因此，以考古学为研究目的的古代植被复原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由植物考古学者来承担。
如何将环境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紧密结合是环境考古学有别于其它环境研究学科的标志，因此，运用植物考古学进行古代生态环境复原应该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为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