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届高考作文阅读材料(二)对科学家最好的关注就是让他们免于热度干扰曹林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01日05 版)常有人将科学家的热度与明星的热度去比较,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舆论和公众整天围着明星转,冷落了科学家。
明星屁大的事儿,都能刷出几亿的关注量,而科学家再大的事,都很少能成为大众话题。
前段时间,著名院士柯俊教授去世,网络杳无声息,最热话题是某网红作家性骚扰丑闻。
有人感慨:英雄枯骨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
能理解这种感慨背后的问题意识,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希望舆论不要冷落了科学,分点儿注意力去关注关系到公共利益和自身命运的事业,给那些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一点热度,不要沉浸于无聊的口水狂欢中娱乐至死。
不过我想说的是,对不起,科学家不需要你说的那种垃圾热度。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抱怨过媒体和舆论,批评舆论太关注明星,而不关注科学家,埋怨对科学家的关注热度远远不够。
类似的话题讨论中,科学家都是缺席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被表达”。
真的,我没有见过哪个科学家批评过明星,忌妒明星的热度比自己高,看到明星受追捧自己受冷落而心理失衡。
他们整天待在实验室里,一心扑在科研上,心里想的全是专业问题,哪有时间关心“热度问题”?热度问题,对真正的科学家是个伪问题,这问题都是那些热爱消费热度的人臆想出来的。
科学家需要这种像关注明星那样的网络热度吗?我跟好几位科学家聊过,他们说不需要。
不仅不需要,甚至很多时候刻意躲着媒体,逃避舆论聚焦。
因为过多的报道和关注,会对他们的工作形成干扰。
记得前段时间,一位老院士在高铁二等座的工作照曝光,让他一时成了网红,享受到了明星那样的关注热度。
可又怎样呢?无数媒体想采访他,对他工作形成很大干扰,最后不得不闭门谢客。
“共和国的脊梁”“二等座最高贵的乘客”之类滥俗的称号,让人哭笑不得。
这是科学家需要的热度吗?不,这是媒体、舆论、营销号需要的热度。
这不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致敬,而是一种身份消费,一种搭便车蹭热度。
这种所谓热度,对科学传播并无助益。
当很多人在谈“为什么科学家没有明星那样的热度”时,表面上是想抬升科学,骨子里也许只是想把科学家当明星那样去娱乐化消费,成为话题,给舆论带来“热度”。
怎么关心和关注科学家?恰恰应该祛除那种“以媒体为中心”造星式的热度思维,让他们远离明星那样的热度包围。
最好的关爱,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的科研氛围,别去打扰和消费他们。
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有明星那样热度,整天被粉丝包围,一出门一上路就能被粉丝认出,说实在的,那样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就被毁了。
你能指望一个生活在舆论包围中的科学明星能做出什么惊世成果?科学研究需要坐冷板凳,需要在远离舆论曝光的安静象牙塔中心无旁骛地做学问。
舆论和媒体看成宝贝的热度,在真正的科学家看来,也许就是垃圾。
科学天然带来一种反热度的高冷气质,天然是小众的,孤独的,不需要不懂的人装得很懂的样子,不需要不三不四的人去凑热闹,不需要上头条成热点。
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研究得到圈内认同,获得行内业内热度,而不是脑残粉式的大众热度。
媒体和公众应该怎么关心他们?应该致力于为他们创造一个纯粹的学术环境。
前段时间本报报道了北大一群数学家的故事,题目叫《特区》,讲述了北大是怎样给一群年轻的数学家创造了一个去行政化、免于学术之外事务干扰的特区,他们在这个特区中自由地研究,不必填各种表,不必忧心于房价,不必臣服潜规则,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在这个理想的小环境中专注研究。
当世界疯狂时,一个数学家可以在数学中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镇定剂。
他们不需要像明星那样被追捧的感觉。
不要把自己热衷的东西强加给科学家,不要用科学家去践踏明星,网络热度这东西,对名利场中的人是宝贝,对科学家却是干扰科研的垃圾。
教材致命错误何以沉睡了十年王钟的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12日02 版)教材的错误不是由任课教师发现,让人怀疑是不是没有多少老师认真备过课,哪怕不那么照本宣科地求证一下。
------------------------------------------近日,湖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实验教科书《生命与健康常识》关于“溺水怎么救护”的内容存在“致命错误”一事,有了官方处理结果。
湖南省教育厅和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专家对教材内容进行了修订,不正确的溺水救援方式将被删除。
这本《生命与健康常识》教材自2006年审查通过以来,使用已经超过10年。
让人深思的是,最终发现问题的不是教材的编审者,不是任课教师,而是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人们不是不能容忍教材偶尔失误,不能容忍的是,学生长期被错误的知识影响,进而形成了错误的知识体系。
如果把10年视为一个代际,可以说一代人都曾被错误的教材所蒙蔽。
那位小学生发现,教材传授的“小孩溺水可采用倒置双脚控水”知识,与水上安全教育的教练所传授的不一样。
随后,媒体采访了女孩的教练、长沙市红十字会救护员罗格,他从专业角度解释了教材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这是国外30年前就淘汰的方法。
如今,省教科院承认错误并组织修订,终于让这起教材风波尘埃落定。
因为这次发现的教材错误是溺水救援知识,所以被媒体称为“致命错误”。
让人后怕的是,如果不是小女孩的“童言无忌”,还有负责任的家长“较真”,不知道这样的错误还会沉睡多久。
搜索近年的媒体报道,有关教材错误的新闻为数不少。
不过,细究起来,很多“教材错误”要么属于有争议的内容,要么是表述方法不当,或者就是错字和语病,像《生命与健康常识》这样的“致命错误”并不多。
这可能是该事件被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得不细究为什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更多人提出这一错误,抑或是有人发现了错误但没有被重视。
错误教材是“地方课程实验教科书”,而非语文、数学等小学生必修的“主课”,也许可以成为解答这一疑问的切入点。
在湖南省教科院网站上,至今可以看到该院一位副研究员的署名文章,称开设独立的生命与健康常识课程显示了湖南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心和勇气。
如今教材被发现这样严重的错误,恐怕不太符合素质教育的精神。
实施素质教育,很多地方把表面工作做得很好。
课程名目日益丰富,教材一套接着一套出版,一些学校还规划了专门的课时,但是,有没有真正落实还要画上一个问号。
教材的错误不是由任课教师发现,让人怀疑是不是没有多少老师认真备过课,哪怕不那么照本宣科地求证一下。
人们最不希望看到:教材发下来了,教学活动就到此为止了,素质教育课程被“更重要的主课”挤占,课程表也仅在应付上级检查时出现。
什么溺水救援方法才是正确的,有人认为这是常识。
现在看来,人们对常识的普及度太过于乐观了。
在某种程度上看,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常识匮乏的年代,但是大家都很信任“常识”,一出现什么关于常识的说法就全盘接受。
如果错误的知识点在教学实践中被认真传授,也许“倒置双脚控水”就真的成为“常识”了。
这次教材曝出“致命错误”,也给实施素质教育提了个醒,那就是“顶层设计”只是前进的一小步,更重要的是把素质教育的内容向每一个受教育者铺开,进而在教学实战中接受检验。
这次错误得以发现,离不开那位小学生享有的优质家庭教育环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给孩子报“儿童水上安全教育”培训班。
正因为培训班干了学校教育本应干却没有干好的事,才偶然地阻止错误知识继续误导下一代。
错误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错误被置若罔闻。
人们对教材的容错率低,既因为重视教育,也因为教材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没人发现错误、指出错误,没人较真,才是教育让人痛心之处。
老伯浪漫辞职信61岁的成都老伯王金凯和老伴张银荣已经结婚38年。
前两天,张银荣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情侣征集活动并最终入选,获得去俄罗斯贝加尔湖拍婚纱照的机会。
当主办方通知张银荣的时候,她遗憾地说老伴退休后返聘,上班太忙,只能放弃了。
没想到,9月4日,张银荣又说可以去了,还发来了老头子写的辞职信:“尊敬的领导,我要带老婆去贝加尔湖拍婚纱照,这是她一直的心愿。
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最浪漫”的辞职信迅速在网上走红,网友纷纷表示,被这猝不及防的浪漫“虐”哭了!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演绎了真人版:“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
”拍婚纱不忘救人“救命!有人跳河了!”9月6日12时许,一名女子跳进成都府南河,路人见状大喊。
一名小伙子跳进河流将人救起。
而正在附近拍婚纱照的邱雨,也冲了过来,为轻生女子做胸外按压。
几分钟后,女子渐渐苏醒。
邱雨是一名新婚的新娘,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那天刚好专程来成都拍摄婚纱照。
“我以前在茂县人民医院当过两年护士,当时我准备在附近吃饭,听到有人在喊救人,就过去参与救援了。
”邱雨说。
从茂县人民医院离职后,她在茂县做起了某外卖平台的代理商。
一个月之前的茂县地震发生时,她还组织过自己的店为救援官兵送热食、热水。
这位善良的姑娘,你一日为护士,一生都有了白衣天使的模样。
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这善意让人吃不消廖德凯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09月13日02 版)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却违反了更基本的道德:职业道德和职业操作规范。
同时,还违反了乘客与公交公司的合同义务。
---------------------------------------近日,在陕西西安,一位老太太抱着孩子上公交车,司机梁师傅用广播和喊话提醒乘客让座,全车迟迟不见有人行动,梁师傅索性将车停下。
大概过了5分钟,一位中年男乘客站起身,给这位老人让了座,梁师傅才重新启动车子。
事后,梁师傅的行为引发争议。
争议声中,多是对公交车司机是否有权深度介入其中并停驶的行为进行讨论,并不涉及该不该让座的问题。
但是,一篇媒体评论却将让座视为乘客的合同义务。
由于履行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必然义务,这相当于变成了乘客的法律义务。
作者认为,“公交司机到站开门,就意味着向乘客发出要约,乘客有权利选择是否成立运输合同。
而只要乘客上车就意味着他作出了某种承诺。
”这种承诺就包括了“礼让爱心座”的义务。
评论的角度颇为新颖,结合了民法和合同法相关理论,结论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这个结论却有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乘客设置让座的“合同义务”,混淆了“道德义务”与“合同义务”的概念。
对道德的倡议应与合同区别开来。
公交车上设立爱心座位,并提醒将座位让给“有需要的人”,是对公共场所的道德倡议。
在公交车上让座,与在其他公共场所对公民的道德要求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类被称为“公共道德”的规范,因为其认定的难度、行为的普遍性而难以在法律规范层面进行调整,只能通过社会以倡议、负面评价等方式进行道德约束。
在一定的条件下,公共道德的确可以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进行规范,比如用人单位对职工衣着言行提出要求。
但在这里,合同义务的相对人是确定的,单位对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也有着清晰界定,对违反相关行为进行的处置明确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