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水军与刑法对其的规制
什么是网络水军？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网络产品与时俱进、层出不穷，网络水军也是当下信息化的产物，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

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常常需要成百上千个人共同完成，那些临时在网上征集来的发帖的人被叫做“网络水军”。

版主把主帖发出去后，获得最广大的“网民”的注意，进而营造出一个话题事件，所有网络公关公司都必须雇佣大批的人员来为客户发帖回帖造势。

网络水军的社会危害性
一位先哲曾说过：“任何事物初生时都是没有偏向性的，只有用它的人是怀着好意还是恶意。

”网络水军也符合这个道理，网络水军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中国出现网络公关虽然只有几年，但在公关市场已占相当比重。

这些公司雇佣网络水军帮助幕后的商业企业造势，迅速地炒作信息并打击竞争对手，也可以为新开发、新成立的网络产品恶意提高人气、吸引网民关注和参与。

例如，乳业巨头蒙牛集团高管和一些“网络推手”通过雇佣“网络水军”损害另一乳业巨头伊利集团的商业信誉；今年7月，部分媒体刊发了许多有关深海鱼油造假的文章，随即网上相继出现大量宣传“深海鱼油不如地沟油”的恶意攻击性文章。

然后指使网络水军在论坛，亲子、育儿论坛全面覆盖，用消费者的口吻和角度，发起“万人签名拒绝鱼油DHA”的签名运动。

蒙牛高管策动的这次“陷害门”，也让公众看到了“网络水军”的威力。

新华网发表文章说，“网络水军”其实就是“网络黑社会”，呼吁官方通过完善法律，打击这种“网络黑社会”。

更有甚者，一些网络水军接受国外政治势力的支持或乐意被国外势力收买，帮助国外网络政治力量甚至现实的政治力量从事颠覆、打击、破坏等行动，以矮化执政党形象。

如果利用“网络水军”这种“操纵民意”的做法有了“不错的”开端，其他国家、机构组织甚至私人企业很有可能纷纷效仿，让伪造的网络声音越来越大。

届时，真实的网络民意将被淹没在水军的“人工浪潮”中。

特别是近几年，网络水军不断制造网络暴力事件，炮制虚假民意、混淆视听，使网络民意的真实性受到巨大冲击。

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网络水军法律监管的缺失。

虽然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治理网络犯罪的法律法规,但这些立法基本上仍局限于计算机信息安全,对网络信息操控的违法犯罪规制不多。

国新办主任王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网络水军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央领导人也对此非常关注，并指示他们要认真研究。

目前正在研究依法加强网络水军管理的措施。

王晨说，“网络水军危害社会，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确实需要治理。

”这是我国官方首次对网络水军问题进行公开回应。

网络水军的社会进步性
然而，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网络水军自然也有着它的进步意义。

随着我们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制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日俱增，都会对国家、社会上发生的大事表达自己的看法，待人数一多，关注的群众势力变的强大，就形成了所谓的民意。

另
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关键时期，民主意识急剧膨胀，民主诉求急速增多，民主建设飞速发展。

而互联网这一广阔的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虚拟的公共空间”，其匿名性、交互性、低成本和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使人们畅所欲言，参政议政，表达看法，针砭时弊成为了现实，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网络水军大部分也是有良知和较高文化程度人群在网上积极发表意见或评论，通过公共平台表达自身诉求，有助于提升互联网舆论平台作为公共空间的影响力，一定的权威言论还可及时帮助网民把对舆论客体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换，从而提高网络讨论的整体深度和水平；也有部分“志同道合”的网络精英则组建专门咨询或服务团队，为个人或企业提供个性化舆论操控服务；现在，网络水军也开始形成交流沟通和人员流动体系，如开设公共主页、贴吧、专门网站、聊天群等，逐渐成为网络水军接洽业务、交流心得、学习知识的重要平台。

网络水军的新闻敏感度也可以督促政府公开透明，减少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改善公众监督条件，有利于网民参政议政，提升舆论监督力度。

网络水军的刑法价值衡平
网络水军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种巨大影响力往往容易和诽谤罪沾上边。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明确禁止雇佣网络水军进行宣传，倘若网络水军只是用来进行自我炒作，为自己造势宣传，而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这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他人无需也不许过多的去干涉。

如果网络水军对一件事情进行炒作诽谤，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这就有可能触犯刑法中的诽谤罪、侮辱罪等，但是从定义可以看出，其客体要件之一是须有捏造某种事实的行为，即诽谤他人的内容完全是虚构的。

如果散布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使有损于他人的人格、名誉，也不构成本罪。

例如对许多公众人物，他们本身就是网络媒体的常客，本身就经常绯闻缠身，社会关注度高，自然也容易成为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此，对公众人物的批评即使有不当的言论，损害公众人物的形象与名誉，甚至产生了不良影响，对公众人物的身心产生了不良后果，但如果事实是真实的，也不应以刑法来追究其责任。

即使对其的批评有不实的言论，也应当慎之又慎。

如果无法去证明网络上的造势、批评行为出于恶意的造谣，那就应该推定是正当和善意的。

即使行为人是基于对事实的错误认识，而进行造势和抹黑，也不构成诽谤。

对刑法的适用应当要放到最后，不能动不动的就考虑适应刑法，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也是对人身权利侵犯最严重的法律，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能使用。

英国法学家边沁提出过不能适用刑罚的四种情形：（1）无根据，即不存在现实之罪时，不得适用刑罚；（2）无效果，如果刑罚的适用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就不得适用刑罚；（3）无必要，即当通过更温和的手段——指导、示范、请求、缓期、褒奖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时，适用刑罚就是过分；（4）太昂贵，
如果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该刑罚便是不必要的。

所以如果过分的以刑法来规制网络，不仅徒增司法成本、浪费司法资源，还可能破坏网络世界的言论自由。

对我国的法治进程带来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