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与朝鲜族聚居区的形成1、清朝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侵略，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列强将侵略魔爪也伸入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使东北边疆陷于全面危机之中，尤以沙俄为最。

沙俄通过公元1858年(清文宗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清文宗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政府内外的仁人志士纷纷献计献策，力图挽回东北边疆的全面危机。

其中，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对此提出移民实边，招民开垦的四条建议：其一，充实边陲，以防俄人；其二，安插流民以杜私垦；其三，招垦征租，以裕俸饷；其四，封禁参、珠，不如放垦之有益民生。

1尤其是帮办吉林事务、负责吉林珲春地区勘界的吴大澄、踏查东西伯利亚的著名学者曹廷杰以及在抗俄斗争中以身殉国的寿山将军，在积极倡导移民实边思想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清政府面临日趋加深的边疆危机，日益拮据的财政困境，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逐步解除东北的封禁，实施移民实边政策，并逐步由局部解禁到全面开放。

清政府对东北的解禁，开始于清咸丰帝时期。

1857年，御史吴焯奏请开垦黑龙江呼兰以北蒙古尔山地方荒原百万垧。

1860年，吉林将军奏请开垦吉林省凉水泉南界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禁荒10万垧。

清帝咸丰为形势所迫准奏，决定局部解禁，是为招民开垦之始。

吉林地区解禁招垦始于1860年。

清帝令放垦吉林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禁荒10万垧，省西围场约8万余垧，阿勒楚喀以东荒地8万余垧，双城堡所剩围荒及恒产夹界边荒4万余垧，准备招民开垦。

21881年(清德宗光绪七年)，吉林最后一个封禁区—吉林南荒围场(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开放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四县境内。

黑龙江地区解禁始于1857年；奉天（辽宁）地区解禁始于1863年，御史吴台寿奏请开垦奉天荒地，获准。

31875年，清颁布《盛京东边道闲旷地带开垦条例》，废除鸭绿江和东边道之地区的封禁。

综上所述，在清帝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时期，清政府为了克服东北边疆危机，不得不解除黑龙江、吉林、奉天（辽宁）三省的封禁，初期是局部地区的弛禁放垦，最后是全面解禁，全部开放，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2. 延边地区朝鲜族聚居区形成十九世纪下半叶，延边地区的朝鲜垦民越来越多。

清朝在这一地区实行“以韩制韩”的方针，并建立了相应的行政体制。

同时清朝对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实施归化政策，促使其成为清朝的边民。

这一时期延边地区逐渐形成了大片的朝鲜人聚居区。

1883年4月，敦化县知事张贴告示，声称要把来自钟城与会宁两邑的越边垦民全部遣返朝鲜。

对此，朝鲜的会宁与钟城的老百姓以“土2《清文宗实录》卷339，第6～7页。

门江国境说”为理由，纷纷向地方官厅和鱼允中上书，请求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4于是，于1884年11月2日朝鲜朝廷命令进贡使臣金晚植和南廷哲借使行之便呈文给清廷礼部，恳请光绪皇帝共同查勘国境。

然而，清廷礼部以有关国境的问题，仅凭使臣的呈文无法代奏为由予以婉拒。

后来，朝鲜议政府于1885年4月21日要求高宗派特别使臣与清迁交涉。

高宗派司译院副司直李应俊为别定咨官，于同年6月将咨请文交给了清廷礼部与北洋大臣。

1885年6月21日，清廷礼部通过李应俊收到高宗的咨请文，当即上奏光绪帝“今该国王遣使来京，以踏勘图们江旧疆咨文代奏。

事关疆界，自应彻底清查。

应请饬下吉林将军速派妥员详细履勘奏明办理。

”5光绪帝准奏。

于是，188 5年，朝鲜任命安边府使李重夏为勘界使，清廷派遣珲春协领德玉、招垦局委员贾之桂和督理商务委员秦煐等参与踏勘。

他们从这年9月30日到11月30日，历时两个月，在会宁、茂山、三江口等地进行了多次会谈，踏查了长白山定界碑和江源等现场。

踏查的结果，清廷主张以图们江正源为境界．朝鲜则认为应以碑文和设栅为境界。

后来，1887年春天，两国代表再次进行了丁亥勘界，亦因双方看法不一而决裂。

就在两国代表勘界之时，袁世凯向金允植建议实行所谓的“借地安置之策”，亦即“为今之计，界限必须明定，办理犹可通融，如谓该处流民转徒为难，不妨奏恳天恩，借地安置，静候朝廷裁划是为善策，未便徒事争执，致有迁延。

”6对此，朝鲜政府的要求是：“应4 (日)统监府：《钟城郡乡厅关于间岛的公文书》明治四十年九月《邑面民诉草》与《乡面民诉草》。

5《礼部文附件(1)<礼部奏>》。

预商借地安民之法，韩廷意欲越垦居民征租，由韩官代征解交华官。

词讼事件及一切政令，仍由韩官操纵。

不过，地由华划去管辖等语。

”7对此，李鸿章不同意。

他的理由是：“如由韩王奏咨恳求借地安民，不送还不入华籍或可认准。

若韩代征租并管词讼政令，无此办法。

”8后来，借地安置之策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况下，吉林将军于1889年2月，向清廷总署提出建议，让朝鲜垦民一律“归化入籍”，“归我版图”。

其理由是：第一，在茂山对岸以东的光霁峪、六道沟和十八崴子等地，不仅居住着几千名朝鲜垦民，而且已有了几万垧由他们开垦而成的土地；第二，茂山以下地区已被公认以图们江为国境，不属于以后要查勘的地区；第三，从现有的情况看来，朝鲜政府没有还回的能力。

如果不采取措施，听任他们这样居住下去进行开垦，日后会流于难辨主客。

9于是，吉林将军进而主张对定居在边境茂山以下地区的朝鲜垦民一律进行编甲和清丈、升科。

1889年，吉林将军长顺任命朝鲜商务有吉补用知府叶联甲为清丈越垦事务，对朝鲜垦民实施“归化入籍”和编甲升科。

在他的主持下，从1890年3月到1891年7月，对朝鲜垦民业已开垦的土地进行了清丈和升科，并发给了土地执照。

当时，地租按《通省章程》征收，每垧土地共征收大租小租1钱9分8厘纹银。

与此同时，完善了行政体制。

从1889年到1894年，清丈以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等对岸地区为主，设置了镇远堡、宁远堡、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7，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第47页。

8《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8，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第11页。

绥远堡和安远堡等四堡。

在四堡的下属，设立了39个社、124个甲和415个牌，将5990户朝鲜垦民全部编入这些行政组织。

10当时，有20899名朝鲜人被编入社甲，其户效为4308户。

清丈的熟地达15, 442垧，地方行政组织征收到的地租金额达到大租银2779两。

根据相关史料的数据记载，从1904年到1909年延边地区的朝鲜垦民由五万余人猛增到近二十万人。

1904年，延边地区朝鲜垦民已达50,000余人，111907年，边地区朝鲜垦民为15,356户、男39,523人，女3 2,553人，共计72,072人，121908年，延边地区朝鲜垦民为17,000户，89,000人，131909年，延边地区朝鲜垦民有34,133户、184,86 7人。

14同时，清廷在该地区采取“以韩制韩”的方针，从四堡三十九个社遴选出足堪信赖的业已归化的朝鲜垦民，任命他们为乡约。

同时，把华人居住区与朝鲜垦民居住区划分开来，分别进行管理。

也就是，将四堡三十九社所在的图们江北岸地区划分为越垦地区，将其他地区划分为招垦地区，既防止朝鲜垦民向招垦地区任意扩散，又限制华人移居越垦地区。

此外，珲春副都统衙门还颁布告示，广泛进行宣传，希望图们江以北一带的朝鲜垦民承受皇恩编籍升科，“剃发易服”，过去是天朝的藩属之民，今日成为天朝的边民。

15同时，饬令地方官兵廉洁自律，不许强行向朝鲜垦民征收粮食、马草和家畜等。

然而，10吴禄贞著：《延吉边务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章，“韩民越垦之始末”。

11《延吉厅同知呈所管各事选具清册》，《延边地区历史档案史料选编》（之一），第11页。

12（韩）《旧韩国外交关系附属文书》，第8卷，第221～222页。

13韩俊光主编：《中国朝鲜民族迁入史论文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14《延吉厅同知呈所管各事选具清册》，《延边地区历史档案史料选编》（之一），第11页。

从开发社、开化杜、归化社、崇化社、善化社、德化社和上化社等名称，便可知清廷所设四堡三十九社的目的在于让其管辖区内的朝鲜垦民归化和同化。

尽管在这些朝鲜垦民之中，愿意归化者也不少，而大部分朝鲜垦民则只是让家中之一人剃发，以便拥有土地和对付这种民族同化政策。

实际上，在延边地区的这些朝鲜人之中，未“剃发易服”者更多。

由此可见，19世纪末清廷所实行的以“剃发易服”为前提的“以韩实边”政策，并未能如其所愿。

而这种以韩实边和四堡三十九社的设立，反倒使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得以真正定居下来，使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形成有了新的转机。

那种出之于“以韩制韩”的目的而实行的乡约制，则使朝鲜人得以亲手处理朝鲜人专垦区内的大部分事务。

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3. 南满地区朝鲜族聚居区形成在这一时期里，清廷部分开放了奉天地区，允许汉族老百姓移居其内。

清廷的缓和封禁的举措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族老百姓大举移居到奉天地区。

到了同治年间，亦即1862年到1874年，这些汉族老百姓已移居于鸭绿江北岸，使清廷不能不为犯越问题而忧心忡忡。

1867年5月，清廷将禁止流民在鸭绿江边附近私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结果是：“至东界朝鲜地方有无窒碍，自当妥筹怃绥，俾该国猜疑悉泯，转致骚扰该国边境。

且该国边境民人亦难保无潜行越界私垦情事，令其先行详查，或拟作伺安插之处。

”16就在这1867年，奉天府尹延煦与朝鲜朝廷所指派的江界府使郑周应、满浦佥使李义明和楚山府使赵昌和等差员，具体地讨论了严禁移居边境地区的章程。

两国决定：“唯瑷江西岸一带南北四百余里与朝鲜仅一江之隔，该处地狭人稠别无安插之地，拟照延煦等前与朝鲜委员所议，于沿江附近地方酌留三五十里划清界限。

”17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这一协定，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阻止汉族老百姓大举移居鸭绿江沿岸地区的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1869年，盛京将军都兴阿呈军机处的报告称：当时，从盛京附近的凤凰门南面到旺清门北面已开垦了96,000多垧耕地，居住于这一带的汉族老百姓已有10多万人。

8年之后，他给清帝的奏折称“东边外与朝鲜交界地方，严立禁令以杜彼此人民私越报闻。

”18也就是说，此时，已经严禁流民继续流入鸭绿江沿江地区。

然而，19世纪60年代双方所议定设置的鸭绿江边中国方面的空旷地区，反而为朝鲜北部地区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走投无路的朝鲜饥民的大举越境提供了移居的空间。

1872年，崔宗范等三人奉朝鲜平安道厚昌郡郡守赵玮显的指派，非法越鸭绿江，到鸭绿江北岸，对这一地区朝鲜垦民居住情况秘密进行调查之后，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的《江北日记》，19如实地记载了自19世纪50年代起移居于该处的朝鲜人已经定居并形成了朝鲜人村落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