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时下，张五常热正席卷中国大陆，对其顶礼膜拜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

赞赏者称其为华人第一经济学家，批评者斥之为轻狂浅薄，可以说张五常正处在火山与冰河的交汇点。

然而，在众多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中却缺乏一种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其经济思想的精神，许多人对他的批评或赞赏都是围绕其品性、文风而展开，在大众传媒上的报道也多是针对其性格、言行上的怪异和狂放不羁。

然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张五常决不是简单的一个“明星经济学家”。

与其说张五常是一个轻薄的学者，不如说是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浮躁风气使我们只看到了水面的浮萍和荷叶，而忽视了水下的鱼虾和莲藕。

张五常是私有产权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和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创建者和阐释者、合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他于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工作。

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后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其代表性著作有《私有产权和分成租佃》、《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和约安排的选择》、《企业的合约性质》等，其中前两篇出自其博士论文和成名作《佃农理论》。

广为流传而且在大陆影响深远的作品有《卖桔者言》、《经济解释》、《学术上的老人与海》、《随意集》、《凭阑集》等。

倡导经济自由主义是贯穿于张五常几乎所有经济学著作中的主线。

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上两条基本的思想路线。

从经济学的萌芽时期，重商主义就鼓吹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活动，扩大对外商品输出，赚取外国贵金属货币；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重建自然秩序为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尤其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从理论上把这种思想提高到了历史性高度。

从那时起，经济自由主义在长达一百多年里占据统治地位。

而20世纪30年代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与之相适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国家似乎有效地控制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成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但停滞膨胀现象的出现，使自由主义思想重新抬头。

新制度经济学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行其道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

而张五常是属于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右翼学者。

张五常的自由主义思想既体现在他的理论著述中，也体现在他的政策主张上。

他认为只要让市场自由发展，理性的人们就会通过自由选择合约方式使社会总产出达到最优状态，经济就会协调发展。

政府的责任就是清理掉阻碍市场自由发展的障碍。

在他的代表作《佃农理论》中他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传统上人们认为，分成租佃制相当于对佃农的努力征税，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努力水平，因此这种制度是无效率的。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些亚洲国家把分成租佃宣布为非法、干预租佃条款，或干脆废除土地租佃。

然而张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在资源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每一个合约当事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和拒绝通过协商达成的分成合约条款的条件下，地主可以通过调整承租人数和分成比例的方法使自己收益最大化，但这并不影响社会总产出水平。

不管是工资合约、固定地租合约还是分成合约，只要产权是专有的和可以转让的，它们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是相同的。

选择什么样的合约安排，取决于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大小。

一般来说，工资合约会造成偷懒或卸责，从而增加监督成本；固定地租合约的交易费用低但不能分散风险；分成合约下的风险分散会使定约资源的价值较高，但对产量的评估将花费成本。

在特定的制度环境、气候及地理条件下，人们的选择是在交易成本约束下使风险最小化。

例如，在产量波动较大的作物种植区，人们更多地采用分成合约；而在有强制产量保险的国家人们倾向于采用固定地租合约。

正因为张五常坚定地相信市场能够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而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他对绝大多数政府管制行为以及为政府干预辩护的理论持否定态度。

在《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中，他通过详尽的调查，得出了蜜蜂为果园的服务及果园供应的蜜浆都是以市价成交的，而且这些市价的精确，比起我们日常一般商品的买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就否定了经典理论中外部经济使市场失灵的观点，即养蜂的人让蜜蜂到苹果园采蜜，却没有付花中蜜浆的价钱给果园的主人；这会使苹果的种植太少，对社会有所不利。

另一方面，蜜蜂采蜜时，无意中会替果树的花粉作了传播，使果实的收成增加；但果园的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所以蜜蜂的饲养就不够多，对社会也有损害。

因为得益者可以不付代价的缘故，市场是失败了。

在《高斯的灯塔》中，他引证了1842年之前英国存在私人经营的灯塔的事实，否定了一般经济学者认为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而必须由政府提供的观点。

在这两个例子中，虽然他没有完全否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其思想倾向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存在。

在其它著作中，他还从正面论述了管制对经济的损害。

首先，他认为政府过多地管制经济是引发贪污的根源。

他说：“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

所以，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

”他举例说，要完全清除掉走私中的腐败问题，就不能不知道走私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而走私市场有非常标准的价格，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交易，一个人甚至可以买保险以保走私货物的安全。

因此，要想消除这个领域的贪污，就只能取消进口的控制。

其次，他认为非价格的分配标准会导致“租金消散”。

每种资源都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即它的租值；而各种制度则决定着租值的分配。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价格是确定资源配置的唯一标准。

所谓一种物品的均衡价格，即是使这种物品的租值恰好分尽的价格。

倘若价格不是唯一的分配指标，则会出现另外的制度安排使物品的租值耗散掉。

比如，如果我们用排队来代替价格，则排队的时间也是一种成本，从而使排队等候的物品的租值耗散掉。

价格控制的情况也一样，出于对廉价物品的追逐，人们会投入许多的资源去得到它，从而使物品的租值被耗散掉。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拉斯加的采矿权。

采矿权的分配是以谁先到达采矿地点为原则的。

因此，人们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培训拉雪橇的狗。

这样，金矿的租值就被耗散掉了。

张五常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还体现在他几十年来对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上。

1988年，张五常和弗里德曼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进言取消价格管制。

最近，他还建议中国应尽快解除货币及金融管制，实现金融彻底自由化。

他说：“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

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

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

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

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

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在回答关于中国放开外汇管制需要什么条件时他开玩笑道：一是需要三秒钟时间，二是要由他做主。

也就是应该无条件地开放。

在具体操作上他有以下十个建议：（一）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

（二）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五）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

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

（九）税制要简单。

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大幅度提升留下来干部的薪酬。

（十）外汇储备可有可无。

在张五常的理论中，私有产权、人的自私心理和自由市场机制是三位一体的。

首先他认为，经济的自由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没有私有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对于私有产权的定义，他认为应该具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使用权是私有的；第二个条件是收入的享受权；第三个有关私有产权的问题就是要有自由的转让权。

在经济社会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必须要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决定资源在人们之间的分配。

不同的规则会产生不同的分配结构、产出效应和人们的行为方式。

在这些规则中，产权是最基本的。

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人们才用市场价格分配资源。

而只有在价格进行分配的情况下，才没有租金的消散。

他举例说，如果把金表放在桌上并说明，明天谁最早进来谁得到它，那么很多学生就会在外面排队，甚至晚上睡在走廊上。

因此会浪费很多时间或遭受痛苦。

于是，学生们就会衡量金表的价值和所付代价孰大孰小。

但是他们所费的时间及遭受的痛苦对表的拥有者却没有任何好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规则，把表送给漂亮的女孩，那么就会有很多女孩子费尽心思打扮自己；如果把表给孩子最多的人，那么人们就会把别家的孩子拉来充数。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所有者没有好处。

所以如果这表不属于私人的，人们就会进行无谓的浪费来得到表。

但如果这表是私人的，所有者就会把表给出价最高的人，而且要求的价钱一定不少于金表价值。

由此就会发现若产权不是私有的，为了行使产权，很多资源被浪费了。

张五常认为与私有产权相对立的是“共产主义”的公有产权，在这种产权制度中改变组织（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以致不可能改变。

这种成本包括得到有关其他制度运行信息的成本，使用劝告或强制的力量改变特权集团的地位的成本。

这些特权集团的收入，在别的经济组织形式中，也许要比在现行的制度中要低。

“共产主义”国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在其中的人没有不参加的选择。

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官员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

在这一方面，它类似于科斯所称的“厂商”，在那里，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

但是共产主义国家缺乏市场价格，并不是由于决定价格的成本，而是在没有私人产权的情况下，市场价格根本不存在，各级行政机构的看得见的监督成了遗留下来对秩序混乱的替代。

由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高，造成了这种制度的经济绩效较低。

第二，与私有产权相联系的另一个市场机制的基础是人的自私心。

“自私”在经济学上是称为个人利益“极大化”，及个人耗费“极小化”。

他认为人的自私既可能损害社会，也可以对社会有利，但总体来说益处是远远大于害处的。

他举了爱迪生的例子来作证：爱迪生的自私世间少有。

他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之极。

他对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促下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