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核能态度的现状调查及对策文／项媛媛杨岩飞徐广震摘要通过调查公众对核电及核安全的认识、态度和相关行为，分析公众对核能态度的现状和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为相关政府部门和核电营运单位提出建议。

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调查985名公众，用SPSS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超过2/3的调查者表示不能了解到或很难了解到核电相关知识：半数以上公众表示对核风险存在焦虑：公众支持国家建设核电站但又不愿意核电站建设在自己的居住地；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居住地对于核能的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接受度存在显著影响。

结论表明，公众对于核风险的焦虑程度比较高，且不同人群对核能态度存在差异。

关键词核能公众态度；现状调查；邻避效应；核风险；核电；核安全前言核能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公众的高度关注。

核电发展史上的数次重大核事故对环境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心理，公众对核电的抵触情绪往往迫使核能开发利用陷入低谷。

研究表明，技术发展成熟、政府支持和被公众接受是核电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随着我国核电建设的稳步推进、核技术应用的发展、公众意识的提升以及对环境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核安全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公众接受已成为影响核电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江门鹤山核燃料项目、广西白龙核电项目、连云港核废料厂项目都引起了较大的公众舆情，甚至因公众反对而取消；北海市政府也因为民众压力决定暂不发展核电。

研究表明，公众态度对的制定有较大影响。

例如，Paul Burstein在问卷调查及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研究了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态度的影响及影响公众态度的因素，并认为不论政府机构是否采取有关行动，公众态度对政策制定都有强烈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开展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公众对核能的认识、态度和相关行为，以便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然而，目前我国在核电公众态度调查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核能公共政策手册》中指出“相对中国雄心勃勃的核电发展计划而言，我们太缺少第一手的调查数据，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核能决策的科学性是非常不力的。

”《南方都市报》也曾发表文章《为何不开展公众核电接受度调查》，指出“当中国在建核电规模已为世界第一且在以堪称世界第一的速度在发展核电之时，居然还没有系统性地开展过公众核电接受度调查，可见在核电公共政策完善方面的进步空间之巨大”。

本文对公众对核电及核安全的认识、态度和相关行为进行了初步调查。

依据国内外在核能公众研究方面的成果，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核知识的认知程度、对核利益和核风险的感知和评价、对核电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以及对核电发展的接受程度等方面。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尝试分析核能公众态度的现状和特点，从而有针对性地为相关政府部门和核电营运单位提出建议，以促进公众对核安全的正确理解，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

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等方法。

调查方法核能公众态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社会调查是对其初步研究的基础。

问卷调查法是调查信息的载体和实现调查目的、要求的一种重要形式。

里克特量表是社会调查和心理测验等领域最常用的一种态度量表形式，在问卷调查中使用里克特量表是定量化研究的根本。

本调查问卷中通常采用5级量表形式。

调查问卷根据文献研究结果设计了调查问卷，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核能的基本了解，调查公众对核能／核电站的了解程度，共设了10个选择题。

设置了“您平时能了解到核能／核电站相关的知识吗？”“您觉得我国关于核能／核电站的科普宣传充分吗？”“我国商业核电站的核燃料的主要成分是？”等问题（问题编号：Q1～Q10）。

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体部分，调查公众对核电及核安全的认识、态度和行为。

该部分分为四个方面，每个方面中包含5～6个问题，共有21个单选题，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打分（从1到5分别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调查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可程度（为便于说明和使统计结果更为直观，每一个问题编号用Q**-R*表示，如Qll_Rl表示第11个问题中的第1个小问题），见表1。

第三部分是个人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受程度、职业、年收入、目前的居住地6个单选题（问题编号：Q15～Q20）。

调查实施采取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形式，调查对象为除核行业工作人员之外的普通社会公众，调查样本包括电厂周边公众和其他公众。

共回收985份有效问卷，受调查人员的基本情况统计如表2所示。

调查数据分析首先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单项问题的数据量和比例统计分析，得到每一个问题的答题结果。

比如，针对问题Q1“您觉得我国关于核能／核电站的科普宣传充分吗？”，根据答题统计，将近2/3的调查者认为我国关于核能／核电站的科普宣传非常少，见表3。

然后用SPSSI具将问卷第二部分的21个调查问题进行因子分析，以便找到变量的基本结构，简化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方差分析。

经过两次因子分析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剔除4个问题后，最终17个问题可以萃取为4大因子，每个因子中涵盖了大于0.5的各个不同数量的变量，见表4。

而且各因子中所包含的问题数都不少于3个，这说明因子分析在共同因素萃取上的结果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根据问卷的原始设计意图，分别将4大因子命名为“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接受度”。

进一步用SPSS对“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接受度”这4大因子进行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的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年收入、居住地）对各因子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以性别特征变量为例，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首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Levene’s Test)，检验数据是否具有方差齐性。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的Sig.值都小于0.05，说明数据不具有方差齐性：“接受度”的Sig.值大于0.05，说明数据具有方差齐性。

读取相应的“Sig.值（双侧）”，发现“认知度”“焦虑度”和“接受度”的“Sig.值（双侧）”的值均小于0. 05，而“信任度”的“Sig.值（双侧）”的值大于0.05，可知性别对“认知度”“焦虑度”和“接受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信任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进一步观察均值表，发现男性相比于女性，在认知度和接受度方面的均值较高，而焦虑度的均值较低，说明男性对于核电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都比女性高，而对核风险的焦虑程度则比女性低，见表6。

对于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年收入、居住地等特征变量，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得出各特征变量对各因子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论与分析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当前公众对核电及核安全的认识、态度和行为总体上是比较积极的，比如：公众对核能带来的好处较为肯定，有正面认识的比例显著高于有负面认识的，75%的调查人员表示支持我国核电建设；公众对于政府、核单位、核专家基本表示信任，超过半数的调查人员信任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水平。

同时，公众对于核风险的焦虑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呈现以下特点：对核电的科学认知度不高觉得能很容易了解到核电相关知识的调查者不到1/3，超过2/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能了解到或很难了解到核电相关知识。

而且将近2/3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关于核电的科普宣传非常少。

从问卷第一部分中几个关于核电的基础知识的调查中得出公众对核电的科学认知度不高。

这说明我国核电宣传的普及度还不够，核电要发展，宣传是基础，要大力加强核电及核安全基础知识的宣传。

“核焦虑”心理明显根据调查，公众对核风险的焦虑持肯定态度的比例高于50%。

同时，公众最希望了解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防护措施、核电站周围的环境监测数据和核电站周围居民的健康监测数据；最担心的是发生核事故导致核泄漏、核废料的处置；最希望政府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应急防范能力，并加强监督管理。

这都说明绝大多数公众对核电站的核污染问题持谨慎态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

要改变公众的“核焦虑”心理，提升公众对核电的信任度和接受度，需要着力于建立有效的核与辐射监管机制和制定妥善的信息公开制度。

“邻避效应”突出公众一方面基于核电对环境和能源发展的益处的认识，是支持我国建设核电站的，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核电站建设在自己的居住地，与多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

这说明公众既渴望发展清洁的核能，分享其带来的好处，但又不愿承担其风险。

这是典型的“邻避效应”现象，原因在于公众对核电的认知度不够、信任度不高。

因此政府和核电企业在拟新建核电项目时要考虑让公众充分参与到项目决策中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不同人群的安全存在差异第一，性别对认知度、焦虑度、接受度存在显著影响。

男性对于核电的认知和接受程度都比女性高，而对核风险的焦虑程度则比女性低，与已有研究得出的女性对核电的态度比较消极的结论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男性相对于女性更为理性，能够更为科学地看待核风险及核利益。

第二，年龄对焦虑度、信任度存在显著影响。

根据调查，25岁以下和55岁以上人群对于核电的焦虑度最低，26～35岁和46～55岁的人群焦虑度最高。

55岁以上人群对核电的信任度最高，25岁以下次之；26～35岁人群对核电的信任度最低。

可能是因为25岁以下人群主要是学生，对社会的接触和负面认识还不是太多，而55岁以上人群年轻时接受的教育较为传统保守，可能也有影响。

另一方面，26～35岁人群焦虑度最高、信任度最低，可能是处于生育阶段或子女尚小，对外界不利因素比较敏感。

第三，学历对认知度、信任度存在显著影响。

学历越高，对核电的认知度越高、信任度越低；学历对核电的焦虑度、接受度没有显著差异，根据各学历群组的均值，学历越高，对核电的焦虑度越低、接受度越高。

学历对认知度、焦虑度、接受度的影响比较符合常理，因为文化程度越高的公众，思想的自主性越强，不容易受传言的影响，对核电风险的理解也越深，对核电发展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而学历越高信任度越低，可能是因为高学历人群的思想自主性强，对社会现象有较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质疑能力。

第四，职业对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接受度存在显著影响。

职业对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接受度的显著性影响较为复杂。

总结而言，央企、国企人员对核电的认知度最高、焦虑度最低、信任度最高、接受度最高；相反，合资企业、外企、民企人员认知度最低、焦虑度最高、信任度最低、接受度最低。

一方面，央企、国企人员有更多科学的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关注和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另一方面，本次受调查人群中可能有部分人员与核行业人员有接触，所以央企、国企人员的安全文化表现比较突出。

第五，居住地对认知度、焦虑度、信任度、接受度存在显著影响。

相比于所在城市／区县／乡镇有核设施的公众而言，所在城市无核设施的公众，核电认知度更低、焦虑度更高、信任度更低、接受度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