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历代评论）第一节唐五代一、举例说明中唐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是从哪些方面肯定杜诗的？1．韩愈诗肯定杜诗艺术的全美性质和集大成特点。

韩愈诗《题杜工部坟》说“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论”；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说“杜诗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又《杜工部墓系铭并序》中说“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白居易也说杜诗是“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与元九书》）他们认为杜诗境界是前无古人，亦为李白、陈子昂所不及。

2．肯定杜诗的独创性。

元、白都特别指出：杜诗《三吏》、《三别》、《兵车行》等作品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写作新题乐府诗的开创作用，他们倡导新乐府运动，正是受到杜甫的启迪并以之为典范的。

元稹明确指出“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重辈，谓是以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同上）。

3．肯定杜诗的有感而发和“寄兴”讽谕。

韩愈提倡“不平则鸣”说，认为杜甫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是“郁于中而泄于外者”（《送孟东野序》）；白居易也肯定杜诗乃“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愤忧怨伤之作（《序洛诗序》）。

元白明确指出在这一点上杜诗是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精神的典范，他们论诗尤重社会功能，而杜甫诗恰恰有“讽兴当时之事”的特点（《乐府古题序》）。

所谓“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以才能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作用（同上）。

二、唐人评杜甫情况综述（有唐一代，人们对杜诗的评价认识）。

1．唐人评杜诗经历了一个从诗人在世时的很少受到肯定到中唐以后评价逐步提高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整个唐代能够给杜诗以极高评价的主要是韩愈、元稹、白居易等少数有识之士，远没有达到宋代人那严重评杜诗的程度，虽说是少数，但对后世发生了严重影响。

如元稹的《杜甫墓系铭》3．唐人肯定杜诗，主要还是从诗歌艺术本身出发，他们看到的是杜诗艺术的包笼全面和集大成性质，或者是从有所寄兴、讽喻的角度给予肯定；他们主要是从抽象理论上评价杜甫，尚缺乏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

4．对于杜甫其人，唐人更多的是同情他的潦倒失意，特别是身后冷落，对他在诗歌创作上表达出的锲而不舍的执着和始终面对现实、面对社会、面对百姓、面对人生的伟大诗人精神则认识肯定得比较浮泛。

第二节宋代（宋人普遍重视唐诗）三、陆游学杜诗概况。

1．陆游的一生以恢复中原为理想为已任，幼年就充份体会了颠沛流离之苦，所以对杜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验把握比一般人深刻，而且陆在蜀七年中有更多的接触杜甫足遗迹，这也使他对杜甫的认识比一般人深刻。

2．在前代所有诗人中，陆游首推杜甫，有诗《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诗示之》为证。

陆游不仅主张学杜诗，更主张学杜甫其人，反对只把杜甫当成单纯诗人看待。

其中有两首诗为证：“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后人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

由此陆游对江西诗派学杜有所反醒，对江西诗派评价杜甫的“无一字无来处”说法颇有不满，他指出象杜甫《登岳阳楼》这样的忧国忧民之作，“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盖远矣”（《老学庵笔记》）。

陆游主张学“少陵之意”，特别是杜诗中的爱国忧民精神，由此，他才提出了“功夫在诗外”的说法。

其《示子》诗说“学杜更应从内在精神上入手”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指对生活本身的深入体验，从他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可知，他所谓诗外功夫是指对火热的现实生活的体验。

3．后人公认陆游是真正学杜有成者。

比如南宋末爱国诗人林景熙《题陆放翁诗卷后》就说“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雨，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晶”所以后人公认陆游是最得杜诗真传者。

四、和唐人相比，宋人评杜有何新特色。

1．从北宋到南宋重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有宋一代，几乎所有名人大家都曾极高地评价了杜诗，杜甫与杜诗地位之高达到了空前程度。

2．宋人对杜诗的认识全面而深入，从整体的思想精神、艺术成就、艺术风格到具体的诗意、诗法，甚至具体诗句，都有很深入地研究评论，和唐人那种总体上抽象肯定的情况相比，大大深入了一步。

3．宋人评杜，尤重杜甫的人格精神，他们特别推崇他的“关心民瘼和忠君爱国精神”，很多人如王安石、苏轼、陆游、文天祥等都坚决反对只把杜甫当作单纯诗人看待，这与唐人更偏重于在艺术上肯定杜甫有所区别。

4．宋人不仅是在理论上肯定杜甫，而且比唐人作了更多的实际工作。

如：整理杜集、编年分类、评点注释，宋人所作的工作很多却具有开创性质。

5．宋人重杜还表现在比唐人更深入具体的学杜上。

元稹、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也只是还在某一方面学杜，而宋人学杜则更自觉也更全面。

像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都自觉地接受了杜诗和杜甫精神的影响，而且宋代还出现了一个以黄庭坚为首专门学杜的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

五．宋人为什么特别重视杜甫。

总得说来是因为杜诗本身蕴含着足以让宋人重视的巨大价值。

1．宋人比唐人更加重视诗歌创作，他们在诗趣、技巧、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比唐人更加深入,而杜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诗众兼众妙且各种体裁皆有佳作名篇，所以宋人普遍把杜甫看作古今第一诗人，当作他们学习的首选。

如：黄裳“读杜甫诗如看羲之法帖，备众体而求之无所不有…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陈商老诗集集序》），杜诗虽以“沉郁顿挫”为主调，但又有风格多样化特点，宋人也可以各取所需，比如：王安石明确指出杜甫诗比之李白更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2．宋人比唐人更重文化，更重视人格修养，尤其有复兴儒学的总体文化背景，而杜甫则是古今诗人中儒家精神的最充分典型的体现者。

他“饿走半九州……不废朝廷忧”的执着（王安石《杜甫画像》），“报不报之恩，岂必进而抚世”的自觉（朱熹《答陈同甫书》），更符合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取向（范仲淹《岳阳楼记》）。

当然他的“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慨叹，也极容易在既重事功，又无力回天的宋代知识分子那里产生共鸣。

3．宋人重杜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整个宋代国事衰微，而南宋更是半壁江山沦丧，所以要求振兴国事，要求恢复中原，则成为有宋一代人最强烈的现实追求，而以反映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特别是表现分裂战乱中的感情痛苦和爱国之志为主要特征的杜诗，也就很自然地得到了承受着积贫积弱国破家亡的巨大悲哀的宋人普遍热爱与崇尚。

第二章杜甫的创作历程及其重要作品第一节读书漫游时期(玄宗先天元年－天宝五载、712－746、1-35岁)六、读书温游时期的创作概论。

这一时期杜甫现存诗20余首，所有体裁多为游观、饮宴、朋友赠达之作。

诗体以五律居多，从技艺上看，对仗、工稳，词采华美，接近初唐诗风；从内容上看，视野不够宽阔，多局限于个人生活的表现，几乎见不到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涵的作品，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少年豪气与自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如《望岳》、《画鹰》、《房兵曹胡月》等。

1、《望岳》：五古，写于开元24年（公元736年），漫游齐赵其间，此时诗人25岁，正是现在杜诗中创作时间较早的一篇。

描绘远望中的泰山雄伟神秀气象，境界开阔，语言警拔。

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借攀登泰山极顶的自信寄托了锐意进取的豪情。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訾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画鹰》：五律，约作于开元29年（公元741年），此时诗人在洛阳。

这是一首题画诗，在对所画雄鹰的威猛姿态、神情进行的呼之欲出的描摩中表现了杜甫出色的概括能力，尾联“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当时诗人年轻自负和疾恶如仇性格精神的一种片我写照。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第二节困守长安时期（天宝五载－十四载、746－755年、35－44岁）七、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创作的诗歌概述。

1．这期间现存作品110首左右，从体裁上看，出现了不少前一时期所没有的五、七言体长篇，动辄200字以上，最长达500字，仅七言古体诗就多达28首，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组诗，如《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等，多达六七十种。

2．题材内容也较为丰富，描写时事，表现百姓疾苦，揭露统治者罪恶的作品明显增多，即使是投赠、饮宴一类为数较少的表现个人生活的作品，往往也可以由个人的困迫推移到百姓的苦难。

3．诗风发生了变化，悲凉之气几乎充溢在大部分作品中，以忧国忧民为底蕴的沉郁顿挫风格已经初见端倪，但主要还是体现在五七言古体诗中，至于五七言律诗，尚不具备后期作品那种气象雄浑、深沉蕴藉的特点。

总之这十年乃是杜诗的忧国忧民思想基调、写实主义创作方法、沉郁顿挫诗风初步形成的时期。

3、《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古，写在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是写给尚书左丞韦济的投谒诗，诗中自述才学，报负和困居长安的窘况，以及感谢对方的关怀、援引，抒发要求对方进一步关怀的情形。

本篇虽以直抒胸臆，且措辞得体见长，但放在整部杜集中，并无特别突出的特色，然而在研究把握杜甫的思想性格，特别是长安处境方面，本篇资料价值较高，而其中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名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4、《兵车行》：七古，新题乐府诗，约作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

作品描绘唐王朝强行征兵，从军者上路时的悲惨情形，对唐玄宗的拓边政策进行批判，对百姓因此而承受巨大灾难表示同情。

这是杜集中较早以时事，以百姓疾苦为专题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杜甫写实主义发轫之作。

（清代对杜诗作注的浦起龙说“是为乐府创体，实乃乐府正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5、《丽人行》：七古，约作于天宝十二载春（公元753年）。

作品对杨国忠兄妹三月三游曲江的奢华、淫靡、极尽铺排状绘。

虽然全诗未着一句讽刺断语，但却寓嘲讽于形象描述之中，对杨氏一族权倾朝野的不可一世进行了大胆地暴露，这也是一首自命新题的乐府诗。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6、《前出塞九首》：五古，约作于天宝末年。

作品描写争战生活给广大百姓带来的痛苦，揭露讽剌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拓边政策。

从艺术看，组诗有独创性：第一、虽然采取常见的乐府旧题，但在体制上具有开创意义，它用九首诗的规模，从征戍者初出家门到旅途征战中直至立功受赏，把征戍生活在的各个环节、顺序串联起来，结构严谨、完整。

第二、作品采用独特的第一人称写法，以一个普通士兵的内心感受为基本叙述线索，再现了战争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场景和画面，尤其突出了征戍者精神世界的表现，因而较之同类作品，组诗对揭露不仅更显示出一种真切感、立体感，也更具典型性和深刻性。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其一）“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