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科学 1999年　第1期(总第93期)　民事权利能力、人格与人格权梅夏鹰 [摘　要]　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和人格均是对人的平等地位在同一层面上的抽象表述,是名二而实一的关系。

“民事权利能力范围”的提法是不合逻辑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存在受限制的问题。

民事权利能力与人格权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民法对民事主体形式上和实质上平等的兼顾,是人格平等原则发展的逻辑阶段。

[关键词]　民事权利能力　人格　人格权一、民事权利能力与法律人格辨析“人格”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ersona,原指戏剧中的面具,后来也指扮演剧中角色的演员¹。

古希腊斯多噶哲学基于人的自然存在,最早赋予persona以哲学上的“人格”意义,即理性的独立实体的自然存在。

古罗马在此基础上则首先赋予persona以法律上“人格”的含义。

狭义的per sona则指具有一定声望和尊严从而享有法律地位的自由人,这里persona已开始脱离人的生物性,仅指其在法律舞台上所扮演的地位和角色,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古罗马则用homo一词表示。

但罗马法却正式用caput(原意为头颅)来表示法律上的人格º。

罗马法中的人格制度是对个人在国家和宗族关系中的地位在法律上的整体评价。

但罗马法尚未出现用“权利能力”一词来概括民事主体资格。

《罗马法教科书》则认为,在罗马法中,权利能力被称为per sonalita(也有人格的意思),并且“权利能力”划分为“婚姻资格”(ius connubii)和“交易资格”(ius commerci),personalita包括三要件:人的存在、自由身份、市民身份»。

因而可以断定,罗马法上的“人格”早于“权利能力”出现,且罗马法中的caput和personalita是表示相异的两种身份。

公法与私法、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分野是古罗马法的一大特色。

古罗马市民法虽然与近现代民法字面上相同,实际上并非与刑法相对应的部门法,而是与万民法相对应的国内法,具有公法私法混合的特点。

由于人的公法地位首先被确立,因而罗马法的人格表¹周木丹:《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页。

现为一种典型的公法人格。

依罗马法谚“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¹,人格的等级制和身份性为法律所强制保护。

现代私法意义上“人格”则仅对应于享有罗马法人格所含市民权的自由人地位(即personalita)。

这种私法意义上的市民人格虽然由personalita特定为自由市民之间私法上的平等地位,但在整个罗马法人法中并未得到突出体现和原则承认。

而完全基于自然理性制定的为本国人和外邦人遵循的万民法,有可能形成法律上完全平等的私法人格,但外邦人适用法律的“属人主义”使平等的“万民法人格”并未出现,而依附于市民法不平等的人格制度,外邦人不仅不同程度地享有一些权利。

因而,罗马法人格制度的公法性和身份性使近代私法上的“人格”和“权利能力”无法在人法上得以确立,两者俱被内化在罗马法不平等人格制度中。

中世纪和18世纪以前的欧洲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制社会,人的私法地位依其性别、身份、宗教等不同而相异,一定财产权利的取得(如土地)必须依赖特定的身份,平等的“法律人格”或“权利能力”皆不存在。

近代私法的特点首先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

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第一编第一部第1条规定:“人在市民社会中只要享有一定权利,便被称为法律人格”,最早提出了私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

《奥地利民法典》第1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要件之下,每个人皆能够取得权利。

”且该法典在平等对待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基础上,最先提出和承认“一般性权利能力”。

《德国民法典》采其立法例,也把私法上人的地位称为“权利能力”(Rechsfahigkeit)。

《法国民法典》则未提出“人格”或“权利能力”概念,而在其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瑞士民法典》则同时出现“人格”和“权利能力”概念,在其第11条里规定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权利能力则在“人格的一般规定”里予以规定,对“人格”本身却未作具体界定。

因而,近代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对于“人格”和“权利能力”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的。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被作为人法的核心得以确立,并成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的基础。

这主要是由于自然经济的崩溃和商品经济的发达。

“人一经进行自身的经营,就会自然而然地取得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这是一项法则。

”º在市场体系中,“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

……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因此,“人格”和“权利能力”均是商品经济秩序自组织过程中,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

其次,近代民法的主导思想是法律个人主义,个人被视为私法的唯一基础和目的,权利能力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存在,这必然导致每人均是平等的权利能力享有者的结论。

萨维尼曾说:“所有的权利均因伦理性的内在于个人的自由而存在,人格这种根源性的概念必须与人的概念结合,其同一性即表现为:每个人皆是权利能力者。

”¼法律人格因此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伦理意义上的意思能力对伦理人格的决定性对法律人格而言,则没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法人也因而取得了与自然人平等的地位。

因而,近代民法上的“人格”或“权利能力”均是私法关于人的特有的概念,是¹[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对人的平等地位的抽象表述,两者属同一范畴。

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第36条规定了公民和法人均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并未有“人格”概念。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民事权利能力、人格和民法中的地位实质上是一回事。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格是指成为民事主体的资格和前提,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权利的资格和内涵;人格指主体成立的要件,权利能力指主体享受权利的范围,因而,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¹。

这是值得商榷的。

客观上讲,上述异议也有其合理之处,在语义上“人格”与“权利能力”确是有所不同的。

前者从民事主体本体意义上阐述,近代立法一般认为其是法律上的应然,主体不用明示即取得法律人格;后者则是从民事主体平等参与民事活动享有权利的角度阐述,立法上则应明确宣示其存在。

但这导致上述相异观点隐含一种误解:先有人格才涉及权利能力问题,两者是不同层面的概念。

事实上,人格是从“平等独立的人”出发,赋予民事主体法律地位。

民事权利能力则是对抽象人格的具体功能和实际地位的阐述,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如果人格体现的是“个人本位”,权利能力体现的则是“权利本位”,而近代私法中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思想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

人格只有在“权利义务的归属点”上才具有法律人格的意义。

“法律上的人并不是在‘它的’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一个分立的本体,而不过是它们的人格化了的统一体……”º。

反之,权利能力的存在也必须有一人格载体,这种载体也即是人格化的权利主体,因而民法上常将民事主体称为“权利主体”。

两者均是从不同角度解决人的地位问题,是名二而实一的关系。

近代立法往往只规定了权利能力,而对人格不再加规定,便是因为权利能力已经能够完整表达人在私法中的地位。

二、传统“民事权利能力范围受限制”理论质疑我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不同的,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则受目的范围及其它因素限制;自然人具有不同的行为能力,法人的行为能力范围则因与权利能力范围相同而没有必要进行区分。

这种观点正日益暴露出局限性。

对该观点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否一致;二是法人目的外行为的性质。

(一)公民和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异同问题近代私法基于调整商品关系的客观需要,通过权利能力平等的原则来解决私法中人的地位问题。

因而,民事权利能力应具有以下特点:(1)平等性。

近代各国民事立法均首先确认了自然人的平等地位。

权利能力平等性在于构造出一个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基本价值,其含义是指资格平等和机会平等,且民事权利同等地受法律保护,并不因民事主体具体从事的活动范围而受影响。

法人与自然人在私法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利能力,正是平等性的具体表现。

(2)抽象性。

近代私法以财产法为中心,民事主体作为被抽象掉了各种能力、财产以及诸种差异的等质的人而存在。

这是经亚当·斯密高度抽象的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在私法上的体现。

正是基于民事权利能力的抽象性,法人取得了与自然人在财产法上同质的地位。

虽然民事主体在具体的民事活动中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如自然人和法人,债权人与债务人,雇主与雇工等,但经济实力、社会势力和信息搜集方面的差别并不影响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性与一致性。

(3)完整性。

民事权利能力基于对人的民法地位的评价,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因而,民事权利能力具有“质”的规定性,并无任何“量”的因素的存在。

这种“资格”一经法律授予,非经剥夺不影响其完整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民事权利能力受限制的观点必然会导致理论上的诸多矛盾。

1.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资格的体现,若民事权利能力受诸种因素限制,那么对法人而言,首先便是法人目的外行为性质的确定问题。

在此前提下,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的存在以目的范围为必要,若法人行为超越目的范围,则此时法人因不再具有“权利能力”,自然不能被视为民事主体,那么目的外行为因失去民事主体前提而不应视作民事行为,因而超出民法调整范围之外;其次,法人目的外行为效力的确定也不必要。

因为民法上行为的有效或无效是以“民事行为”为前提的,既然目的外行为也非民事行为,对其民事效力的判断也失去了价值,因而不存在民法上有效与无效的问题。

同样,目的外行为的民事后果也将无人承担。

再次,民事责任能力的合理性也值得怀疑。

既然“权利能力”把民事主体限制在“合法”的框架内,那么违法行为均是受法律限制的,这些行为是否也被视为超出“权利能力”之外呢?2.“民事权利能力”概念的价值值得怀疑。

若法人权利能力受限制,实际上依此标准,必然推断出自然人权利能力也同样受限制的结论,如未到法定婚龄的自然人在法律上无结婚能力便是一例。

这种推断结果显然违反了各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

目前有一种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虽然并非绝对一样,但其差异者,毕竟少之又少;而法人权利能力相同的,则在少数,绝大多数是不同的。

因而(只有)法人的权利能力为特殊权利能力。

”¹这种以“量”定“性”的解释方法无疑是一种理论上的牵强,使抽象的独具意义的权利能力概念失去意义。

事实上,近代西方立法并未明文规定法人权利能力受任何限制。

如《日本民法典》第43条所称“法人权利义务的范围”并非指“法人权利能力”。